本报记者 陈玮英/文

　　孟子曰：“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网市利。”可见垄断已渊源久远。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一些不同的声音也纷至沓来，“国企垄断”、“垄断获利”、“打破垄断”等时常响起。

　　难怪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颇感无奈地说，“为什么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

　　有观点认为，国有企业搞好了也是由于其垄断地位使然和挤占了其他利益空间等，而事实真是这样吗？

　　垄断——

　　触角伸向世界角落

　　垄断，自由竞争和技术进步的产物，使竞争变得更加复杂和剧烈。

　　187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对世界政治经济意义深远。它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垄断开始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

　　从此，垄断的触角伸向世界各个角落。

　　虽然西方经济学强调的是自由竞争，但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处于高度垄断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自由竞争，恰恰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实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余斌指出，西方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论界处于主导地位，对于国际垄断资本还是有作用的。它有助于进一步强化现有的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帮助国际垄断资本攫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就拿中国的服装出口来说，中国出口的服装价格仅仅是这些服装在美国售价的1/10，原因就在于这些服装在美国的销售渠道为沃尔玛这样的跨国公司所垄断，而沃尔玛所面对的则是如同一盘散沙一样的处于自由竞争中的中国服装加工厂。

　　只有聚集在一起，积沙成塔，才有可能显示出足够的威力。

　　在高科技产业最具代表性的飞机制造业中，波音公司和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生产的客机占据世界民航机市场的近 90%，几乎完全瓜分了干线民航机的全球市场。

　　摊开世界地图，如果用红、蓝颜色小旗分别代表波音和空客，用黄色小旗来表示中国公司，那么代表中国公司的那面黄色小旗恐怕就会淹没在红、蓝色小旗之间。

　　中国商飞——在国资委实施减法期间实施的一个加法。中国商飞的诞生引起英国媒体如此评价，“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的使命毫无疑问是挑战欧洲空客和美国波音的国际双头垄断。”

　　事实上，不论政府官员、企业人员还是专家学者都不回避中国商飞的目标是波音和空客。

　　中国商飞缔造了一支“梦之队”：由国资委担任大股东，地方国资次之，汇集了实力雄厚的四家关联央企，形成协同优势。

　　有研究员分析说，实际上我们希望股权多元化不仅仅是国有企业参股。以航空界和非航空界的国有资本为主，吸收社会上的资金。

　　然而，在大型商用飞机的市场中，在过去40年里，除了欧洲的空客之外还没有看到一个新入市的公司。反而，是一个个的相继退出，麦道公司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退出，使得市场竞争者在减少。大型商用飞机不但在基本科技上“多方面复杂”，它的制造过程也相当复杂。这表示大型商用飞机工业是高风险、高投资的工业。因为只要有一点点差错，就有可能让数百人的生命遭受危险。而这在很多领域中都有所体现。

　　石油——

　　高度集中并非坏事

　　让我们来看看关系到国家能源安全命脉的石油。

　　2010年卸任国资委主任一职的李荣融曾表示，由于中国还处于初级阶段，某些行业出现垄断是正常的，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他以具有明显垄断特征的石油行业举例，称若没有“三桶油”，中国经济早乱了。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

　　有学者指出，这只是一种假设。“若没有‘三桶油’，中国经济早乱了”这样一个判断，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因为判断的前提本来就没有发生过。这种反向角度思考想来没有问题，但有谁愿意看到这样的结论的发生呢。

　　“如果三桶油那么伟大，为何不允许很多民企也伟大一把，开放垄断产业，增加行业竞争？”有观点一针见血地提出。

　　盲目打破所有垄断，肯定要走弯路。有专家指出，目前需要放宽市场准入条件是必要的，但放弃入门条件，就失去了市场秩序；打破经营上因行政垄断造成的不公平是必要的，但因此要打破一切垄断包括国家对石油资源的控制，或无视国家大型石油企业的规模经济优势，尚需商榷。

　　事实上，三大石油公司并没有定价权，定价权还在国家手里，由国家发改委统一定价，这就不能称之为完整意义的垄断。

　　2001年，中国就确定了根据新加坡、纽约、鹿特丹三地市场成品油价格变动相应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的机制。根据这一机制，当国际成品油价格变动超过一定幅度时，国家发改委决定上调或下调国内成品油价格。

　　就在油价步步高升的过程中，成品油定价权在实际执行中被主管价格的发改委收回。那么“油价涨翻天，三桶油涨价不眨眼”从何说起呢。

　　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晓西教授表示，颇负盛名的芝加哥学派的现代产业组织理论认为，经过市场竞争形成的垄断并不构成所谓垄断势力，而是市场趋向长期均衡的结果。只要潜在的竞争者能够自由进出该市场，就能够使具有较高集中度的市场保持较高的效率。也就可以这么认为，我国当前石油市场的高度集中并不是一件坏事。

　　事实上，当前国际石油市场是寡头垄断市场，没有规模和经济实力的石油企业，根本不可能参与国际石油市场的竞争。

　　资料显示，BP公司以近500亿美元兼并阿莫科公司，埃克森公司以700多亿美元兼并美孚公司。发达国家石油寡头通过并购重组，形成了诸如埃克森美孚、BP、壳牌等超级跨国石油公司。

　　李晓西直言，正当它们挑战中国石油企业之际，我们却简单化地宣传打破石油垄断，鼓吹要中国石油大型企业相对小型化，这岂不是“自废武功”，弱化中国石油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吗？

　　盐业——

　　关乎百姓生命攸关

　　再来看看关乎百姓生命攸关的盐事。

　　摔碎盐罐垄断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众说纷纭，还真不好妄加评断。

　　专栏作家梁发芾曾发文指出，食盐专营不但给专营者带来丰厚的利润，而由于高价，政府也从中得到不菲的盐税。目前，与其他商品一样，食盐价格中含有增值税、城建附加税和教育附加税等，这些税收接近食盐价格的两成。因此，食盐专营制度应该改革。

　　改革一直伴随着国有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国有企业是国家的，企业纳税，国家收税，政府的税收用在国家发展、民生建设上，“政府得到不菲的盐税”好像没什么不妥。

　　那不妥的应该是盐业的垄断暴利了。某网刊登惠恩举文章指出，盐业公司利用计划调拨权，控制制盐企业，左手低价购入食盐，右手高价垄断卖出，价格提高了四五倍，尽享盐业流通环节的垄断暴利。同时采取划地分治的办法，割裂全国市场，造成货无二价的状况，消费者也别无选择。

　　难不成盐价上涨了。可是各大中小超市的货架上，食盐的价格还在1元至1.5元间徘徊。

　　就连不久前发生的抢盐风波期间，各超市的盐价好像也没有突飞猛进至5元一袋。而这种不正常现象，也仅仅维持了不到5天时间。

　　众所周知，今年3月日本福岛发生强烈地震，随后3月16日，浙江省部分地区发生群众集中购盐现象，并迅速向周边省市蔓延，次日扩散到全国大部分地区。面对危机，中国盐业总公司采取有力措施，和全国盐行业一道，紧急启动应急机制，有效遏止了抢购潮的扩散势头。而事实上，3月19日，全国食盐抢购潮就已经逐渐趋于平稳。而且在这一期间，网上还可以看到免费发盐的信息。

　　盐价难道是涨在了偏远地区。

　　据了解，在我国西部农村贫困地区，交通一般都极不方便，运输成本相当高。那么以此推算，按照市场价格来计算，一袋500克的普通加碘盐至少需要卖到十几元钱。可事实是，实行盐业专营，很多地方的盐价甚至十几年都没有上涨过，一直保持在每袋食盐1元到1.5元左右的价格。暴利何来？

　　“与其他企业一样，食盐企业也在追求利润最大化，途径无非两个，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市场售价。”有学者说得好，前者极有可能导致产品质量的下降，后者则直接从消费者的口袋里多掏钱。而且，假如市场放开，来自政府的价格约束就会变得疲软。

　　质量很关键，尤其是关乎人民生命的盐。而且我国是一个普遍缺碘的国家，缺碘导致的甲状腺肿大、克汀病等在我国许多地方存在。由于工业盐有毒，因此食盐必须卫生安全。

　　国家发改委通报的数据显示，实施食盐专营10年后，我国居民的合格碘盐食用率从39.9%上升到90.2%；同时，儿童的甲状腺肿大率从20.4%下降到5%，儿童的平均智商提高了15个百分点，到2005年达到了103.5。

　　看来打破食盐垄断说说容易，具体下来就得费心思了。

　　改革——

　　社会发展强大动力

　　事实上，大家对所谓的“国有企业垄断”比较关注，“也是外部对中央企业责难较多的问题。实际上破除垄断、引入竞争，是国有企业改革另外一条主线，这条主线从来没有逆转过。”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指出。

　　改革从来没有停止过，可是如何让民众体会到国有企业在改进革新呢，毕竟国企是属于全体社会的。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提出了“兼善天下”的观点。

　　“人民和社会并不仅仅满足于国有企业的‘独善其身’。”金碚表示，尽管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确实取得了不容怀疑的成就，但是，人民和社会仍然有很多不满意之处。而且，这种不满意并不能仅仅通过国有企业再做得更大更强，赚更多的钱而消除。“人民和社会的要求是，国有企业必须‘兼善天下’。”国有企业的根本性质就是兼善天下，甚至必须是“兼善天下”。对于国有企业，“善其身”只是“善天下”的前提，如果仅仅做到“善其身”，而不能“善天下”，则“善其身”也不能得到满意评价。

　　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不是表现在它自身的绩效上，相反，各地区统计数据的分析表明：“国有部门规模(以其产出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衡量)越大，地区经济增长率越低。国有企业职工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每下降10%，GDP实际增长率将上升1.6%—2.3%。”

　　也就是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有企业的贡献并不主要表现在自己发展的“善其身”上，而主要表现在促进了全社会经济发展的“善天下”上。

　　国有企业的存在是能够有效解决重大特殊社会经济问题和发挥应对紧迫危机的独特功能。在这方面，国有企业总体上显然是做得比一般非国有企业更好。无论是抗震救灾、应对重要产品市场供需发生突发情况，还是当国际金融危机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系统性风险爆发而需要采取救市措施时，国有企业都能担当重要责任，甚至牺牲自己的直接利益。

　　国有企业所做的种种努力为什么还会招来所谓的垄断论？

　　现在关键问题是监管。邵宁表示，对目前具有垄断经营因素的企业，重要的是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监管体系，防止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损害社会利益和公众利益。现在的问题是，对垄断的责难很多，而研究和建立监管体系做得太少。

　　金碚认为，国有企业不可能完全自主地改变国家赋予其必须实现的一定的重要供应任务，不能任意放弃国家决定其从事的主营业务，特别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的重要产品和服务。在特定情况下，甚至必须实行即使不赚钱甚至亏损也要生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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