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两难”选择成为宏观政策着眼点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日前召开，多位经济学家莅临并展望了我国当前以及下半年的经济走势。综合他们的观点，中国经济下半年可能进一步减速，宏观调控政策面临适度调整。

　　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货币超发透支政府财政

　　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在论坛上表示，货币的超发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财政的透支，在目前这样一种全球主权债务危机的环境下，中国应当对自身目前的货币环境和货币运行机制以及财政运行机制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王永利说，当我们说世界上有些国家不负责任、开足马力印钞票的时候，实际上增长最猛的非我们莫属，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今年5月份，广义的货币达到了76 .34万亿。2000年底只有13.25万亿。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中国代表社会购买力的广义货币总量增长了6倍多。

　　那么中国的货币到底有没有超发？王永利说，考虑到央行要有日常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2002年9月之前，中国相当一段时间保持在了6%的水平，这也是日常的合理水平。扣掉这6%能冻结的4万亿元至5万亿元货币的话，央行票据加存款准备金，扣除正常的部分，额外还要再冻结14万亿左右。

　　王永利认为，这14万亿资金闲置，就是货币超发的具体表现，也是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

　　货币为什么会超发，他认为，主要是由于外币占款比例过大。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不是太多了？

　　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已超过3万亿美元，王永利认为有1万亿美元就够了。他说，中国的货币政策需要达到的目标功能很多，除了保证经济稳定还要保证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这些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范围。这里面要区分哪些是中央银行应该持有的，哪些是不应该由它持有的，我认为超发已经超出了它的范围，超出的14万亿元放在这里就可以了，正好是2万多亿美元。

　　另一个原因是信贷增长过快，王永利认为这是因为信贷存在结构性的问题，倒逼货币超发。他说，中国的贷款总量在迅猛扩大，但很多中小企业，尤其是农村企业根本贷不到钱，究其原因要看贷款的结构。2009年之后，贷款的第一大项是政府融资平台，第二大项是国有大企业，第三大项是个人贷款，主要是房贷，还有是跨国性大公司和大型民营企业，但是这些大型企业的经营业务都在向房地产行业靠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很多的房地产项目，只要投入30%的资本金，随后银行70%的贷款就跟了上去。不管是政府还是银行，大家发现，从来没有比这种方式来钱更容易的。

　　王永利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单从个案上来讲不一定有问题，但是整体来说，由于项目主要是靠房地产、土地、矿产支撑，这样的发展就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因为这些资源是不可再生的。

　　对于应该怎样控制货币总量，王永利认为，在间接融资中，银行存款会转化为贷款，产生货币的乘数效应。如果这样无限放大下去，就没底了。衡量货币投放，仅有银行贷款是不够的，应该有广义贷款的概念，所有间接融资的方式都应该纳入进来。根据这一标准，“贷款派生的存款不能再贷款。”在王永利看来，这应该是一个控制货币总量的长期目标。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中国或面临流动性陷阱考验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教授在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减速，因为中国当前很可能会面临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考验，一个明显的表象就是当前金融工具的效力与过去已经有所不同。

　　他表示，在IS-L M曲线中，经常讲到在产品市场和劳务市场上实现均衡，但是很少讲到如何实现与金融市场的均衡，因为在这里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国的经济已经陷入了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之中，货币政策的效力可能明显较弱，体现在数据研究方面，参考意义也相应下降。

　　曹远征认为，解决金融工具效力下降这一问题需要靠财政。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市场国家，不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欧洲，在面临这一问题上都是靠财政来解决问题的。但是财政解决的最后结果是把个人债务转化为国家债务，让国家债务不可持续。这就给宏观经济学带来一个挑战。

　　但是如何把金融学研究的资产负债表和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总需求管理纳入到一起，需要仔细思考。因为曹远征认为，建立一个良好的资产负债表，是研究国家未来风险的第一重要的思路。同时也是解决外汇安排问题、就业压力问题以及其它各个方面风险问题的最好的途径。

　　曹远征还认为，要从长远中求得平衡，就需要从保增长、保民生中得到平衡持续的发展。第六次人口普查中人口结构变化的速度超出研究者们的想象，过去，大家一直认为中国总的生育率在1.8‰左右。但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出的数据，生育率在1 .4-1 .5‰左右，中国人口高峰大概在2014年出现。所以要特别注意中国未来家庭结构变动和房地产的变动所导致的新问题。

　　社科院财贸所所长高培勇：中国税制结构导致高物价

　　“讨论中国境内外产品价格倒挂或不均衡，讨论中国境内产品的税收对推高物价的作用，并不能从中国的宏观税赋水平中去寻找原因，而要从中国的税制结构中去探索。”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在论坛中指出，税收和物价之间虽有一定联系，但高税赋不一定导致高物价。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高物价是由不均衡的税制结构所造成的。

　　高培勇表示，目前中国的宏观税赋水平，即使按照最宽口径计算也不过就是34.5%左右，而整个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宏观税赋水平超过39%，像北欧等国家更是达到50%以上。可以说，中国的宏观税赋水平并不是世界最高的。

　　那么为何当前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赋水平过高，导致境内外物价不一致，进而推动了物价水平的上升呢？高培勇首先从税收和价格的联动机制进行了分析。

　　他介绍说，并不是所有纳税人缴纳的税收都会进入价格，而是只有生产税才会进入价格统计。在进出口环节，很多商品的流转税会被退掉。但是因为税制结构的不同，当中国制造的产品走向国际市场时，退掉了包括增值税、消费税等在内的将近50%的税收，而对方只对这个产品征收相当于他们国家20%或30%的流转税。此时，因为所加入的税收额度有所差异，境内外产品之间的价格倒挂现象就有可能出现。

　　中国进口商品时同样也出现这类情况。高培勇称，税制结构的差异会带来税收和价值之间关联度的差异，也会带来税收对价格影响力的差异。

　　此外，中国的税收制度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由企业缴纳，走价格通道”。中国的全部税收收入中，90%以上的税收都是由企业缴纳的，并由企业通过价格通道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便形成了税收增长和物价之间的高度关联。

　　高培勇认为，中国的这样一种税制结构是和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税收制度的演变轨迹直接相关的，更重要的是和中国目前的税收管理水平高度相连。“中国目前在税收上的管理结构很简单，就是税务局管单位，单位管个人，脱离了单位这样一个过渡地带，税务局难以直接面对作为自然人居民的纳税人。”

　　所以他建议，要想摆脱或弱化税收和价格之间的高度关联，就要增加直接税的占比，降低间接税的占比，即增加由个人缴纳给政府的税收比重，相对减少企业缴纳给政府的税收的比重，从而使中国的税制结构求得均衡，并与世界对接。

　　“这也是当前有关税收改革的顶层设计思路中的一个焦点所在。”高培勇说。

　　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中国经济还有下滑空间

　　“在国际经济形势和进出口不确定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还有进一步下滑的空间。”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在谈及中国经济未来走势时这样表示。

　　他认为，从中国经济增长来看，投资趋势明显，消费趋势稳定，但国际经济形势和进出口在目前的不确定性很大。一方面，现在世界经济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刺激政策推动的复苏，而随着各国刺激政策相继结束，新的增长点若没形成，世界经济即将进入增长动力转换时期的振荡状态。

　　另一方面，日本核危机以及中东、北非的动荡加剧了世界经济下滑而物价上升的趋势。日本核危机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退核浪潮，导致在未来三到五年里，能源的供给紧张。北非、中东作为德国主要的出口地，近期的危机将影响德国，进而是欧盟经济的复苏。更进一步，如果危机扩大，国际石油价格将可能在120美元之上波动。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经济还有进一步下滑的空间，第三季度经济下滑幅度将更大，甚至存在低于9%这一潜在水平的可能。

　　宋立还分析了未来物价趋势，在他看来，接下来的物价虽然可能出现曲线式的下降，但是总体来说今年的物价形势还是“前高后不低”。因为除了食品的新涨价因素向下之外，其他所有的新涨价因素都是向上的，这意味着由食品推动的涨价因素过去之后，由非食品推动的价格上涨可能会到来，这决定了物价不会随着翘尾因素的结束而急剧下降，而是一个曲线式的缓慢下降过程。

　　“下一步的经济就有可能是经济增长低于潜在水平，而物价增长高于适度接受的水平。”宋立说。

　　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提出，宏观政策需要观察、调整、分化。宋立说，从现在的形势来看，由于经济往下走，未来可能还要继续往下走，似乎进一步紧缩的必要性不是太大了，经济走势到了观察时期。

　　宏观政策可能需要适当调整。之前采用的政策都是需求管理政策，现在要关注的是劳动力成本的变化，食品供应体系的变化，国际上流动性造成的输入性通胀压力问题，这些都是供给方面的冲击，所以政策下一步可能需要从供给方面做文章。

　　再次是政策可能需要分化。实现不同的政策目标，需要不同的工具，一个政策目标只能用一个工具。现在因为政策目标分化了，经济增长往下走，物价增长往上走，这时候必须对工具进行分化。下一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承担不同的角色，就是在货币政策内，反通胀的政策也不能触及到经济的增长，这意味着需要不对称地运用政策工具。

　　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经济遇市场调节和政府管控两难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在论坛上表示，目前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两难不是“控通胀、去泡沫”和“稳增长、防下滑”的两难，而是市场调节和政府管控的两难。

　　从宏观经济学上讲，政府的调控是必要的，但它主要应对的是短期或临时出现的问题，市场机制才是配置资源的长期制度平台。然而在中国，因为不停地遇到新问题、临时问题，所以政府总是在运作临时管控措施，且有常态化发展下去的趋势。

　　“政府的管控从领域到力度都降不下来，是因为我们对政府作用的认识存在四大误区。”毛振华指出。具体来说，第一大误区就是认为政府的操作能力是万能的；第二个误区是认为政府的信用最高，而且还把中央政府的信用延伸到省政府、县政府、国企等，使得国家的信用被无限放大；第三个误区是认为政府工程可以持续拉动经济增长；第四个误区是政府的分配比市场的分配更公平。

　　在这几大认识误区之下，政府的功能被无限放大，政府的管控范围在扩大，力度在加大，并且政府在整个社会分配中攫取的利益更大。毛振华说，经济生活中每出现一个困难和问题都会成为强化某个政府机构的机会，也会成为强化一个部门获取灰色收入的机会。

　　因此他强调，要解决政府功能持续扩大、公共工程持续扩大、地方债务持续扩大的问题，就要加强对政府的监督，通过学术监督、媒体监督和制度建设，“让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要成为闲不住的手，更不要成为永远闲不够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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