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中，女儿孙晓玲通过种种碎片式的记忆，勾勒出一个完整、生动的孙犁形象。

　　历史大风雨中的小人物

　　苏娅

　　谈论作家孙犁，人们常常念及他质朴、典雅的文字与寂寥、平淡的晚年生活，唯独在其女儿孙晓玲的回忆书本中，读到“大扫荡”时期，孙犁与战友“时达伯伯”的一段往事时，才能够更贴近地想到孙犁一代作家所经历的风雨铁骑的青春岁月。

　　作家孙犁曾手书唐代司空图《诗品》中的“素处以默，妙计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赠与友人，字句间的高远、淡泊大抵是孙犁晚年心意与志趣的真实流露。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孙犁作品的研究日益深入、细微，然而，囿于孙犁淡泊的性情，晚年更是选择了一种“离政治远一点”、“离文艺远一点”的愈发疏淡的处世态度，于是可供研究的关于孙犁其人的史料素来稀缺，孙犁逝世9周年之际，其女儿孙晓玲所著《布衣：我的父亲孙犁》（下称“布衣”）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日前，“作家孙犁逝世９周年纪念会暨《布衣：我的父亲孙犁》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他养的鸟在笼子里都不敢乱叫”

　　孙晓玲在该书“小跋”中说明了自己的写作原则：“史实第一，文采第二。我愿竭尽全力向广大读者、向孙犁研究者奉献一个真实可信、女儿心目中的父亲形象。”作为孙犁最小的孩子，孙晓玲所述多是耳闻目睹的父亲的喜怒哀乐，这些回忆，朴素地写入书中，使作家孙犁的形象真切可感。

　　“他的房间高大、幽暗，人非常严厉，少言寡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都不敢乱叫。”这是铁凝在一次拜访孙犁之后写下的回忆，似乎，当人们谈及孙犁，总免不了想象“孤高”之类的字眼。但在女儿笔下，因为有了大量鲜活的细节“托底”，往事便有了温润、动人的质感：亲戚来家走动，回去时孙犁总要给足路费；涂改稿子用橡皮，橡皮已用到一颗小蚕豆那么大；破手绢不知道用了多少年，薄如蝉翼；冬天不用烧开的热水洗手，害怕手凉，便用白搪瓷茶缸灌一杯凉水，置于暖气片上温热后洗手……种种碎片式的记忆，经由书写，在回忆与怀念的心意之中，变得完整、生动。

　　在“布衣”出版座谈会上，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回忆与孙犁的四次见面，让她印象深刻的是，一次是孙犁在自家园子捡拾收割时漏拾的黄豆，一次是在糊窗缝，印象中的孙犁总戴着袖套。铁凝感叹：老人一直淡泊名利、自寻寂寞、深居简出、粗茶淡饭，或许还给人以孤傲的印象，“但在我的感觉里，他的孤傲与谦逊是并存的，如同他文章的清新秀丽与冷峻睿智并存一样。”

　　也许，阅读回忆文章的妙趣在于透过作者简朴的叙事，参透一些未必直白写下的启示。在《人民文学》主编、评论家李敬泽看来，如果用“节俭”这样的字眼来描述孙犁一代人对待物质的态度，总欠妥帖，事实上，这种“节俭”里，包含的是一种古人的“惜物”态度。在李敬泽看来：“这里面，不仅仅是爱惜这个东西，而是一个人和世界的关系里，一个人和生活的关系里总是存着一个非常珍重、非常爱惜的态度，在那种高度节制、高度隐忍的状态下，有一种珍重，那是一种有情有义的态度——不仅是孙犁先生的生活习惯，同时我觉得可能也是他的审美方向。”

　　宏大叙事中的丰富肌理

　　随着时间的推移，孙犁的文字价值越来越为读者所看重已是个不争的事实。《铁木前传》是孙犁上世纪50年代的代表作，对于这部作品，李敬泽认为：当与《铁木前传》同时代的许多作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逐渐失去“经典”的意义和地位时,这部当初遭受非议和冷落的小说却越来越显出独特魅力，“在历史的大变化中，孙犁这样一些作家真正关切的依然是人的性格，真正的人情之微妙、人情之美。”李敬泽说，“像孙犁这样的作家，在我们现今这个时代难以再有了，就是说在他们的生命中，曾经是高歌一赴，万死不辞，经历过历史的大风雨，但同时又能够做到淡定沉静、低回。我觉得这种生命的大境界可能是我们现在很难企及的。”

　　在“布衣”一书的末尾，孙晓玲以“写给‘远行者’”为题，勾勒了父亲孙犁风雨铁骑的前半生，寥寥数笔，勾勒了“历史的大风雨”中小人物的际遇。孙晓玲记得父亲曾带她去看望过的一位老战友——时达伯伯，孙晓玲写道：“抗战时期，父亲八年没怎么回过家。一天，我娘正在场院里干活，时达伯伯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奔驰而来，把一个大绿包扔到地上，掉转马头便不见踪影。娘打开一看原来是父亲托他捎回家的书籍……那时正是‘五一’大扫荡时期，我从这件事里体味出三点：一是父亲爱书如命；二是爹娘的患难与共；三是战友间的侠义与厚谊。”

　　如此，在孙晓玲的笔端，历史的宏大叙事在个人记忆中被解析出更为丰富的肌理，对照孙犁的最后岁月——“每日只是枯坐在书房或病房中”，如此清疏的晚境，所照见的也许是一个人努力追求的理想与现实的真实距离。

　　（图片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