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学鹏

　　 就在市场预期美国会就债务上限谈判终会达成之际，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7月22日的谈判破裂导致美国国债有违约的可能，“如果我们发生债务违约，我们将不得不做出调整”。他将破裂的原因归咎于共和党众议员议长博纳的强硬。

　　 如果仔细梳理美国国债上限谈判进展的话，会发现一些焦点正在“巧妙”地转化，这也有点类似于“二阶段”行情。第一阶段是以共和党力推的莱恩方案（Ryan Plan）为重点，它的焦点其实是关于经济利益的。共和党要求减税和削减医疗社保开支，对抗奥巴马对高收入人群增税和维护针对老人的Medicare和针对穷人的Medicaid计划，因为后两者是民主党的“票仓”。“第二阶段”的重点已经转移，共和党愿意近期提高1万亿左右的债务上限，但一个显著的条件是在明年大选前再次讨论新的举债。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共和党希望保持债务上限谈判的连续性，从而变成总统大选前的重要博弈工具。

　　 奥巴马对此自然非常恼火，坦率地说，他在竞选之初的宣传书籍里面反复表示“要弥合两党的伤痕，有超党派的精神”，他上台之初也的确在姿态上相当温和，以至于民主党觉得他对共和党有点“软”。现在，奥巴马开始尝到这种“超党派精神”在民主政治游戏中是一种乌托邦，这不是一个用客气来彰显精神风尚的地方。为了防止共和党的“二阶段”策略，奥巴马坚持要求债务上限谈判必须“及时解决”，不要拖延到总统选举之前。

　　 “焦点转化”显示了债务上限谈判有很大可能不会如期达成，甚至巴克莱资本说8月10日才是真正的债务上限期限。从1972年以来，美国的债务上限谈判大部分情况都是有“小坎坷”，但都在6个月内解决问题。按照这个规律的话，奥巴马将不会担忧总统选举遭遇债务谈判的困扰。

　　 假设不仅8月2日，甚至较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达成债务上限谈判，那么美国是否会失去3A评级，从而强烈影响美国经济和美债债主利益呢？的确，由于债务谈判的“坎坷”，标普放话表示美国如果不能按期偿债付息，那么将会下调评价，信用评级下调意味着融资成本上升，即美债必须用利息上升来“弥补”信用下降的风险，这会造成美债价格下跌。如果债务上限上调，那么美债可以发新债还旧债来避免按期不能偿付。这明显有一个“长期和短期”间的悖论：美国发更多的债反而能维持较高的债务信用。这显然是一个很令人费解的问题。

　　 这里面隐含的真正的逻辑链条是：美国如果不继续发债，那么美国经济就会疲软，脆弱性很快就看得见了，马上就遭到“报应”。而美国继续发债，至少会给人一种预期，也许美国经济会在刺激不削减的情况下变得好起来，将目前的脆弱性隐藏起来。

　　 那么对于像中国这样手持万亿美债的债主而言，它更倾向于哪一种呢？我认为，同流行的观点相反，中国应当支持共和党的战略。这个逻辑很简单：如果因为债务谈判而受限，不能发更多的新债，那么美债的利息短期内是上升的，价格会下跌。但相信美联储不会停止量化宽松，不会容忍美债利率上升，为了确保近零利率，他们会继续购买市面上的存量美债而不是新债，这时候会出现“供应的下降而需求却是上升”。

　　 即使美债被降级，但在供需原理的作用下，美债在短期内价格会下降，但随后将会重新反弹至更高点，出现“降级反而上涨”的结果，这意味着美国人开始“更大强度地自我承受美债成本”，这也意味着中国在其中的承担成本比重变得小了一些，这其实是有助于缓解长期美债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