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式黄花梨家具到掐丝珐琅器、文房雅玩，乃至中国当代艺术品和高端官窑粉彩，在国内藏家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已经被炒出了天价记者 栗新宏

　　“这幅画应该能过亿！”5月20日，在北京嘉德春拍预展现场，巨幅齐白石《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面前，几位藏家纷纷给出自己的判断。两天后的22日晚，这幅作品上拍，经过逾半小时、近50次激烈竞价，当手持3093号的年轻女子报出4.255亿元的最终价后，在场的预言者几近崩溃。

　　《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并非国内书画的最高价，2010年保利春拍的黄庭坚书法作品《砥柱铭》以4.368亿元成交，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古代书画的巅峰。

　　不仅是书画，在外资、金融资本、民间资本等各路热钱的冲击下，国内整个艺术品、文物的拍卖价格都在连创新高。尚在2009年，国内艺术品就已进入亿元时代。

　　文化部市场司日前发布的《2010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报告》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艺术品市场交易总额达1694亿元，比2009年增长41%。艺术原创作品和古董的交易总额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3%，首次超越英国上升至全球第二位。

　　海外藏家急出手

　　在国内收藏界开始进入亿元时代的狂欢时，国外收藏家却纷纷选择出手套现，不少高价成交的艺术品，送拍者多为港澳台及海外藏家。

　　其中，收藏中国艺术品最知名的海外收藏家——比利时的尤伦斯夫妇，也开始大规模地抛售中国艺术收藏品。

　　从2009年当年的春拍开始，国内拍卖上亿元的艺术品中，尤伦斯就有两件：吴彬的《十八应真图》(1.69亿元)、曾巩的《局事帖》(1.08亿元)。

　　另外，尤伦斯还有很多藏品虽然没到亿元，但以高出估价3倍以上成交。如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6171.2万元)、陈逸飞的《踱步》(4043.2万元)、刘小东的《阳光普照》(683.2万元)、张晓刚的《血缘大家庭系列》(1680万元)、仇英的《春江图》(3000万元)、夏昶的《湘江竹石图》(5936万元)。

　　其中曾巩的《局事帖》，是尤伦斯夫妇于1996年在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以50.85万美元(当时约合人民币452万元)购得，2009年则以1.0864亿元人民币售出，获利超过1亿元。

　　据统计，从2009年春拍开始，到2010年春拍结束，尤伦斯夫妇在内地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上，套现金额已经达到6.05亿元。

　　今年4月3日举办的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会上，推出“尤伦斯当代艺术收藏”拍卖专场，其106件中国当代艺术品，都是尤伦斯在中国经营20年的收藏。

　　“尤伦斯夫妇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用我们先人流传下来的东西卷走了6亿多元。这让泱泱大国的藏家和古玩商们情何以堪。”谈及此事，山西收藏家高先生如此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另外，王方宇和王己千这两位海外收藏大家，近几十年一直鲜有作品推出拍卖。但从2009年开始，两人破天荒地将其收藏多年的珍品——八大山人的《仿倪瓒山水》推出拍卖。该作品上拍后，最终以7500万元落槌被电话委托购得，加上佣金达8400万元。

　　除此二人之外，香港著名收藏家张宗宪也将其收藏几十年的齐白石的《万年青》和张大千的《茅堂读书图》送拍。前者尺幅不到2平方尺，成交价285.6万元；后者估价80万元~100万元，实际成交价224万元。

　　雅昌艺术中心研究总监关予表示，“以目前的成交来看，国内艺术市场热闹的背后，演绎了一幕海外藏家狂抛、国内藏家接盘的场景。”

　　做局中国当代艺术

　　据记者了解，尤伦斯夫妇收藏的中国艺术品主要包括了古代书画与近现代书画、中国近现代油画与当代油画四个部分，藏品总数达到1700多件。尤其是尤伦斯夫妇收藏的中国当代艺术品最多，占藏品总数的80%。目前，尤伦斯夫妇是业界公认的藏品最有质量的收藏中国当代艺术的藏家。

　　1987年，尤伦斯夫妇来到中国时，当时国内关注当代艺术的人很少。

　　画家洪潮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描述，当时，以很低的价格就可以买到诸如陈逸飞、曾梵志、张晓刚、方力钧等当今最为著名的当代艺术画家的作品。

　　据尤伦斯本人后来回忆说，他购买的第一件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是中国诗人艾青之子艾轩画的西藏小孩，当时艾轩作画的条件还非常艰苦，只能在一个25瓦的灯泡下作画。而那时，上述画家们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慧眼识珠又出手阔绰的的尤伦斯，成为他们的座上宾。

　　步尤伦斯后尘，国际著名收藏家、前瑞士驻中国外交官乌利•西克(Uli Sigg)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收藏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主要作品，20年的时间共收藏1000多件。乌利•西克曾公开表示：“我不记得有多少人来过我家，但在中国，我至少访问过300位艺术家。”

　　从2001年起，以艺术基金为代表的海外资本开始涉足中国当代艺术，这很快促使中国当代艺术步入高峰。

　　这些海外基金，一部分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推动起到一定的作用，还有一部分人则成为如今艺术品市场中最大的受益者，他们操控价格，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庄家。

　　目前，国际上有专门面向中国的艺术基金，除尤伦斯基金，还有印尼CP基金会、伦敦红楼基金会、纽约古根海姆艺术基金会以及美国铝业基金会、特拉基金会等。

　　海外资本进入的方式也十分多样。国内不少著名艺术机构背后的资金就来自海外，它们通过设立奖项，以学术或公益的方式，绕开画廊制度低价“吃进”艺术作品。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评论家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张晓刚和岳敏君等几个国内当代画家都在五、六年前参与了美国一个基金会的计划。这个基金会的老板买断了几位画家两年内的所有作品，付给每位画家每人不超过100万美元。

　　低价拿到作品后，尤伦斯们紧接着各显神通，开始一系列的运作。通行的模式是为包装画家办画展、设立相关奖项，最后高价拍卖出手。

　　从2005年起，中国新油画在各大拍卖市场中开始崭露头角。2006年3月，苏富比率先在纽约的“亚洲当代艺术”专场中推出中国当代艺术。世界拍卖市场上第一次完整地出现了中国新油画的身影——中国画家张晓刚的《大家庭》系列、方力钧的《光头》系列、岳敏君的《笑脸》系列、王广义的《大批判》系列等。这四人也被冠以“中国当代艺术四大天王”的名号。

　　这场拍卖会上，总成交额达到了1323万美元。拍卖会的成功，迅即在亚洲区域市场中得到了更强的回应。一周之后的4月8日，香港苏富比拍卖公司推出了“中国当代艺术”拍卖专场，现场的热情几乎达到了“爆棚”的程度。据称，即便大家事先已经因纽约的成功而向上调高了成交的预期，但大部分拍卖结果仍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整个拍卖专场的总成交额达到1.3亿港元，全场同类拍品只有2件流标。

　　2006年11月，中国当代书画开始进入千万元时代。张晓刚1993年的作品《天安门》在香港佳士得拍出了1900万元人民币。同年，刘小东2004年的作品《三峡新移民》在北京保利拍出了2200万人民币的价格，都刷新了当代油画的历史纪录。2008年，中国嘉德2008春季拍卖会“中国油画及雕塑专场”中，刘小东的油画《温床NO.1》以5712万元人民币成交。

　　由此，原本市场非常低迷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在国际市场上突然间一夜成名身价暴涨，由“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一度成为中国在海外最“畅销”的文化产品。

　　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在全球35位艺术作品拍卖价格达七位数的艺术家中，中国占了15位；而过去7年，中国艺术家作品的价格上涨了8倍，中国首次取代法国，在艺术品销售市场上仅次于美国、英国而名列第三。而仅在此两年前，某些国内的知名画家还处于被海外画廊80万元买断一年的境地。

　　尽管拍品创了天价，但画家本人却并没因此一夜暴富。

　　当被问到破纪录的感受时，张晓刚曾对友人表示：“《天安门》那么贵不是我卖的，那画早就不属于我了，90年代(上世纪)给海外藏家时不过5000美元。”同样，《三峡新移民》在拍出2200万元的天价后，刘小东本人也一点没感到兴奋，他认为，“当初《三峡新移民》被那位印尼藏家买去，以为他会永久收藏这幅画，没想到这么快就高价抛出。”

　　上述印尼藏家就是先后在印尼和新加坡定居的“好藏之美术馆”主人郭瑞腾。郭多年来一直在从事中国艺术品的买卖。2005年11月7日，吴冠中的《鹦鹉天堂》交易(3025万元)就是出自其手笔。

　　郭瑞腾还致力于内地当代艺术品的收藏，不少国内有实力的中青年油画家的作品被其买断。低价买进“原始股”是他的一贯手法，刘小东的《三峡新移民》在两年内为其带来了10倍以上的收益，一买一卖获利上千万元。

　　价值争议

　　行业评论家表示，很多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存在严重的炒作现象。例如，2007年纽约苏富比春季拍卖会岳敏君的油画《金鱼》以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成交。当时在现场无人举拍，而是3个电话委托买家在竞争，这种手法是一些炒画者惯用的。

　　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是，代表中国古代艺术最高水平的黄公望、八大山人及近现代艺术最高水平的齐白石、黄宾虹等诸多公认的大师之作，也仅仅徘徊在几十万元的水平。“其根本原因是炒家手中缺乏低价的批量‘筹码’。”

　　上述评论家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与上述高调拍卖相呼应，在此期间，尤伦斯在全球各地组织赞助了多场中国艺术活动和展览，并对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国际活动提供了赞助。而他的这些作为，事后证明也为他带来非常丰厚的回报。

　　以尤伦斯为代表的国外藏家所推崇的中国当代书画，是否真的物有所值，业内一直争议不断。

　　洪潮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从油画语言本身说，中国人就是油画练得再好，在西方也只能是二流画。但当代艺术花了三年不到的时间，就将中国的拍卖价格提升到“天价”。在西方，这个过程要花十年时间。

　　以香港苏富比2006年秋季拍卖会中的拍品估价为例，一件齐白石的国画作品《毕卓盗酒》，被认为是大师人物画中的精品，其估价在80万元至120万元之间。而一件张晓刚的油画作品《血缘系列：大家庭》估价竟达880万至1200万港元。齐白石是中国著名国画大师，而张晓刚只是1958年出生的职业画家，少有人知。

　　洪潮认为，国外艺术基金推崇的国内当代艺术画有两种：一是表现国民缺点放大的作品；二是有政治素材的画作。这与上世纪90代通过热炒日本及前苏联的当代艺术如出一辙。他们一进一出不仅赚得丰富收益，同时对中国文化倾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对此，画家孙良同样认为，大多数当代国内艺术家并不会把自己的国人画得如此丑陋，西方人恰恰对将中国人画得很恶劣的所谓当代艺术品，推崇备至，这种现象很不正常。

　　而关于西方资本热炒其他国家的当代艺术还有一个例子：在苏联解体前夕，当时西方某些基金力捧与苏联正统艺术观念唱对台戏的前卫艺术家，使之成为苏联艺术家群体中令人羡慕的“贵族”。等到苏联解体后，这些前卫艺术家的“任务”完成，基金也就不再资助他们了，其作品价格一落千丈。如今那些以讨好西方口味画列宁而走红的画家，已无声无息。

　　玩转古代艺术品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国际炒家在中国当代艺术上设的“局”尚属肤浅，真正资深内行的炒家，玩的是中国古代艺术品。

　　半年前创造了5160万英镑天价的乾隆粉彩镂空瓷瓶，从英国媒体刊发的现场新闻图片来看，在伦敦博罗镇简陋狭小(据现场买家称不足100平米)的班布里奇拍卖会现场，竞拍者几乎全部都是华人面孔。

　　博罗位于伦敦西郊，据参与此次拍卖的北京收藏家董先生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描述，“这个安静的小镇可能从来都没有迎来过这么多中国人，这只瓷瓶的拍卖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基本上都是中国人之间在互相竞价，而且争抢非常激烈，以致于后来都以100万英镑的幅度进行加价。”

　　令人生疑的是，班布里奇是英国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地区性拍卖行，成立不过30年，主要业务是遗产拍卖。此前班布里奇的最高拍卖纪录来自于两年前成交的一件中国明代瓷器，成交价为10万英镑。

　　据收藏者约翰逊叙述，这只瓷瓶是在已故父母的旧居阁楼上找到的，至于瓶子怎么从中国来到英国，又来到他们家，约翰逊说不清楚。而一件艺术品弄不清楚传承序列，正是收藏的大忌。

　　文化评论家周文翰认为，这件事情有明显的“做局”嫌疑。结果是，时至今日，尽管距拍卖时间已过了近半年，约翰逊依然没有带回款项。据竞拍成功的那位上海企业家说，他现在并没有付款的打算。

　　对于上述创天价的瓷瓶，不仅令国内收藏界多疑惑，海外媒体对其真实价值也不认同。《纽约艺术报》对此评价说，“中国人现在对乾隆的瓷器渴望已经到了不顾一切的程度。”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史堤夫•文森撰文称，天价购文物背后是中国人的“瓷器爱国主义”。

　　这一点正如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泡沫经济的出现，热钱泛滥，佳士得和苏富比迅速抓住时机，在日本企业家的眼前上演一幕幕艺术品拍卖大戏。于是乎，投资艺术品领域很快就成为日本富豪的新选择。同时，通过公开竞价拍卖的形式，日本人屡屡挫败西方买家。花上几十亿日元从伦敦买回的一张毕加索的画，竟然能使整个大和民族集体狂欢数日。

　　目前的中国，艺术品的购买大军中，不乏官方机构，包括政府、博物馆和后来的国家文物回流基金。其中，2002年10月，财政部专门设立“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该项目由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实施项目管理，每年从中央财政专门安排5000万元。

　　“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启动之初，即斥资2999万元定向拍得北宋米芾《研山铭》。

　　半年以后，著名画家范曾、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新等人在有关杂志发表文章，对《研山铭》是否是米芾的真迹提出了质疑。

　　2003年7月10日，嘉德拍卖公司突然对外宣布，取消原定在7月13日的《出师颂》拍卖，称已与故宫博物院达成协议，直接将此拍品售予故宫博物院，协议价格为2200万元。当时，包括著名书法家启功、戴小京在内的多位书画家名人，曾对此作品的真伪以及不讲价格的购买方式提出质疑。

　　此后，中国第一个以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为宗旨的民间公益组织——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成立。2006年5月，该基金展开“国宝工程•海外淘宝行动”，组织藏家赴海外搜购中国文物。

　　官方机构之外，以企业为主的购藏力量第二梯队，同样实力不容小觑。如大连万达集团创办的和宝斋、保利集团的保利艺术博物馆、浙江金轮集团的金轮艺术馆等。这些机构主要功能之一是从海外购得流失在外的中国艺术品。爱国热情被国外拍卖行利用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圆明园兽首原来的价格只有1500万美元，外国收藏界也对此不屑一顾。但在爱国人士回收时其价格一路攀升，直至3000多万欧元。

　　2010年10月在英国宝龙拍卖行拍卖的乾隆白玉玺，原本估价100万至150万欧元，结果经7位来自中国的藏家竞投，最终以1240万欧元(约1.14亿元人民币)落槌。

　　从2008年开始，中国收藏家成为全球拍卖市场的主角。2008年~2009年，中国藏家在佳士得的购买力增长了94%；2009年，苏富比中国内地买家首次超过香港买家，其购买力较2008年春拍翻了一番。

　　交易网络

　　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国内很多古董商豪情万丈地去‘救国宝’，其实对方早放着家里的‘宝’等着你去抢救。行话就叫‘埋地雷’。”

　　谢辰生说，纵观十多年来中国艺术品拍卖风云，不难发现一波波天价潮流的幕后“庄家”，大多是港台及国外的艺术品商和收藏家。

　　“从明式黄花梨家具到掐丝珐琅器、文房雅玩，乃至中国当代艺术品和高端官窑粉彩，在国内藏家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已经被炒出了天价。在我们明白了掐丝珐琅器应该是天价的时候，人家早已悄无声息地囤积起来了。”

　　在谢辰生看来，拍卖行以及藏家采用的手段并无新鲜之处，无非是通过制造事端、引起关注，然后挑动“口水战”，进行“金钱械斗”，最终坐享“渔翁之利”。这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举国追逐艺术品的热潮并无二致。

　　一个基本的规律是：海外拍卖行和藏家总是善于发现国内藏家所没有发现的价值，而且有耐心慢慢积累，精心梳理，出版、展览，逐步推升其价值。美国、欧洲、香港、台湾还有东南亚的华人炒作者们喜欢的方式是：把一件还过得去的艺术品，有时候甚至是有赝品嫌疑的所谓“回流作品”，拿到有勾连的艺术拍卖公司，联手做局拍出一个较高的价格纪录，然后等上几年再次拿出这件作品拍卖，希望有后来的富豪能够顺利“入局”。

　　收藏家高先生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目前诸如乾隆粉彩镂空瓷瓶之类的明清官窑高端瓷器，大量的藏品其实在国外。而美学价值、文化价值更高的商周期的青铜器，却价格远逊于前者。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大量藏品仍在国人手中。

　　据不完全统计，文物收藏量在10000单位以上的古董商在全球有3000人左右，正是这些不同国家的重量级古董商在全球控制并推动着一个复杂而紧密的文物交易网络。

　　近年来，这些各有所长、各有所图的古董商们在对待中华文物时显示出惊人的一致：即进入市场的中国文物与艺术品都是为中国人准备的，不管原来为何人所有、现在为何人所得，未来，都会以天价转让给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大陆的人士与机构。

　　北京保利拍卖公司执行董事赵旭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2011年春季的拍品有70%以上平均是来自海外，在书画方面是80%以上拍品来自海外。

　　中国文物局的统计显示，外国博物馆藏有中国文物164万件，加上这些国家的私人收藏，其数目在1700万件以上。而更为可怕的是，我们一面高价从国外回购流出的艺术品，一面国内的文物和艺术品仍在以极低的价格不断外流。

　　最后的表演？

　　对于尤伦斯等海外藏家接连批量出手的行为，业界有个较为普遍的共识：从2008年开始，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国外对于文物艺术品收藏的热情在下降。而在中国，对文物艺术品却出现爆发式的求购热情。这对于国外收藏家而言，是一个绝佳的套现机会。

　　对于这些国外高手，退出前必要的铺垫还是必要的。

　　如苏富比拍卖尤伦斯的现代作品前，专门在北京UCCA尤伦斯艺术中心安排预展。苏富比之后两个月，又有北京保利举办的“尤伦斯男爵藏重要中国当代艺术场”拍卖。一系列造势活动，使得中国当代艺术一度成为热门话题。不出预料，苏富比和北京保利的尤伦斯专场拍卖都取得空前的成功，但就拍卖而言，疑点重重。

　　有专业人士曾将尤伦斯拍卖的结果与“安涅丝艺术指数”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对比发现，尤伦斯此次拍卖的结果都有着超乎意外的价格。“安涅丝艺术指数”样本数据来自当代艺术类别每年总成交额前三的拍卖公司的数据，它们是从2000年到2011年的11年间在中国地区拍卖的纪录。

　　从两个角度来分析，这都像是退出前的最后表演。

　　其一，中国当代艺术品自2008年达到顶峰之后，一直呈下滑状态。而在2011年的春拍，单就这一场拍卖来看，尤伦斯的抛售，对中国当代艺术事实上发出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正常状态下的价格不可能有如此倍数的上升。由于拍卖公司的保密，外界无法知道为何仍有国内外人士肯出翻倍的价格接手这些作品。

　　其二，不管谁接手，这只不过是尤伦斯即将抛出的一千多件作品中很少的一部分，仅约十分之一。从经济效益上考虑，尤伦斯即使是自己接手一部分，也非常值得——苏富比的佣金是25%(公开报价)，“营销”成本最多不过8000多万元(实际上会更低)。考虑到其后的大量作品，当然划算。

　　关于尤伦斯最后的“表演”，还有事例提供佐证。

　　之所以抛售中国藏品，尤伦斯表示，主要一个原因是由于自己年事已高，子女对收藏并不十分感兴趣，所以他并不计划把自己的藏品留给后代。

　　但话音刚落，尤伦斯宣布准备进军印度艺术品市场。其中的原因，孙良认为，无非今天的印度，尤如几年前的中国，一方面国内对当代艺术重视不够；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富人未来可以接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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