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珩，应用光学家。原籍江苏苏州，1915年2月26日生于日本东京。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我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

　　对国防现代化研制各种大型光学观测设备有突出贡献，对我国的光学事业及计量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上世纪50年代创办了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以后发展成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领导该所早期研制我国第一锅光学玻璃、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激光器，并使它成为国际知名的从事应用光学和光学工程的研究开发基地。1986年和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联名，提出发展高技术的建议（“863计划”）。还与王淦昌联名倡议，促成了激光核聚变重大装备的建设。提倡并组织学部委员主动为国家重大科技问题进行专题咨询，颇有成效。1992年与其他5位学部委员倡议并促成中国工程院的成立。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11年7月21日，我国光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王大珩院士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在他的一生中，这位执著追求真知的科学家为我国的光学事业及计量科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领导的研究所和他创办的院校，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科技英才。他在研制各种大型光学观测设备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并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这位成就卓著的科学家，也是我国科技发展的战略家。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他与几位院士的联名倡议和奔走呼吁，促成了“863计划”、激光核聚变重大装备建设，以及中国工程院的成立，这些都成为对新时期我国科技发展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院士十分敬重他的远见卓识，说，“他总是能够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思考技术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透过神秘的光，他毕生找寻着科学的奥秘；留下智慧的光，他让我们见证和实践着我国科技腾飞的伟大历程。

　　粗糙中磨出精密

　　“动手能力对一个学物理的人来说有多么的重要!所有精密的东西都是用不精密的设备造出来的，应该学会用低级的仪器做出好的实验结果来！”

　　1948年，王大珩在英国学成回国，任大连大学应用物理系主任。要开设高质量的物理课，需要必要的仪器设备。可系里只有几件中专物理课上使用的简单教具。应用物理系可用来购置仪器的资金少之又少，而且当时正值战争时期，外界的物资很难运至大连，物理系连做实验用的米尺都买不到。有人说这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王大珩却说“事在人为”。

　　在全系动员大会上，王大珩对大家讲，“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话我看有两层意思。一是物理教学必须重视物理实验，必须有物理实验所需的仪器设备。二是物理教学人员要开好实验课，必须学会自己动手制造仪器设备，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各种技术，提高实验水平。”于是，应用物理系的教师和实验人员就在王大珩的带领下，开始了自己动手、修旧利废、建设实验室的工作。

　　自己建设实验室，没有零件怎么办？在大连，有一个旧货市场，大连人都叫它“西岗破烂市场”。一到星期天，王大珩就拉着同事到市场上转悠，寻宝似的逐个摊子走，一样一样地盯着瞧。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个老先生的旧货堆里，王大珩意外地翻出了一块旧秒表!这是做物理实验最需要的东西，王大珩正发愁没处找呢。在另外一个摊上，他还发现了一台高级电位差器。卖主连他卖的是什么都不知道，王大珩没花多少钱就买下了。拿回去一试，居然一点毛病都没有。还有一次，王大珩看见一块玻璃，马上就拿起来左瞧右看，像得了宝贝一样。卖主纳闷，这块玻璃从来没有人看上过，这人怎么看得这么仔细？王大珩把这块没人要的光学玻璃买回去之后，磨出了好几片光学镜片。日积月累，王大珩和同事们在这个旧货市场里淘到的宝贝越来越多：已经快散架却还精确的旧天平、零件可以拆下使用的破望远镜……

　　修旧利废的过程中，王大珩在学校和英国工厂中培养出来的动手能力与实践经验发挥了作用。他带领大家自己动手制作出多种实验仪器，他弄来两个水平仪上的刻度盘和轴承，在工人师傅的帮助下做出了两台精度很高的分光仪。后来，他又做出了电阻箱、冲击检流计等多种仪器。这样，应用物理系在短期内就建成了两个能容纳130人的实验室，这就保证了全校学生每周都可以做一次实验。这样的实验设备水平，在当时的国内大学中已经算是比较先进了。在极其艰苦的物质条件下，王大珩和同事们依靠自制仪器为学生们开起了实验课程。

　　曾在大连与王大珩共事过的徐庚武教授回忆说，当时有的同志反映试验仪器简单粗糙，王大珩说，“我是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我从老师那里学来的最好的经验，就是不要给学生好的东西用！叶企孙先生常讲：就是不能给你们好的东西用，就是要逼着你们学会自己动手。开始我们也不理解，一个个被逼得手脚并用。最后怎么样?到底都练出来了!我也是直到毕业以后，才越来越懂得动手能力对一个学物理的人来说有多么的重要。现在，即便是给我一堆破铜烂铁，我也能想方设法把它凑出个像样的东西来……所有精密的东西都是用不精密的设备造出来的。你们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学会用低级的仪器做出好的实验结果来！”

　　上世纪50年代，王大珩离开大连大学，创办了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下称“长春光机所”）。在他的领导下，长春光机所成为了我国光学仪器制造和应用光学研究的重要基地，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光学科技骨干。一秒精度大地测量经纬仪、一微米精度万能工具显微镜等“八大件”，让长春光机所研制高精光学仪器的能力闻名全国。1961年，长春光机所还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激光器。之后，王大珩带领的研究队伍为“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光学观测设备：用来记录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火球威力的高速摄影仪、我国第一颗可回收对地观测卫星所用的对地观测系统、用来测量中程地地导弹轨道参数的大型靶场观测设备等等。由于这些特殊贡献，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直到今天，在我国“神舟”系列飞船的发射过程中，王大珩当年带领大家研制的光学电影经纬仪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观其大略显卓识

　　“当今世界的竞争非常激烈，稍一懈怠，就会一蹶不振。此时不抓，就会落后到以后翻不了身的地步……我们若不奋起直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王大珩不仅在自己擅长的光学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还心系国家科研大计，关注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王大珩曾说，我国早年“两弹一星”的研制经验应该对大家有所启发。搞“两弹一星”的时候，我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只花了不到美苏二十分之一的钱就搞出了“两弹一星”。搞其他高技术发展研究也是这样，我们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完全可以花较少的钱办较大的事。为了能突出重点办大事，王大珩多年来一直不遗余力地为“863计划”和国产大飞机研发等国家科研大计奔走呼吁。

　　1986年，王大珩与陈芳允、王淦昌和杨嘉墀等院士准备联名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一个发展高技术研究的建议书。这个建议书由王大珩起草，为慎重起见，他前后修改了多遍，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他写到，“当今世界的竞争非常激烈，稍一懈怠，就会一蹶不振。此时不抓，就会落后到以后翻不了身的地步……我们若不奋起直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建议书经其他3位科学家修改补充后，形成了《高技术发展计划纲要》，也就是著名的“863计划”的雏形。邓小平同志在建议书上亲笔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

　　“863计划”启动后，王大珩对计划中的具体研究项目非常重视。时任“863计划”激光技术主题专家组成员的杜祥琬院士回忆，王大珩经常参加新型激光专家组的会议。他不仅关心新型激光发展的战略目标、技术路线，还很注重在“863”机制下发挥各单位的优势，形成整体作战的“国家队”。令杜祥琬记忆犹新的是，每次试验，王大珩都会亲临现场，并在试验结束后对参与实验的人员给予热情的鼓励，并指出可以改进的地方。

　　2008年，致力于打造大飞机的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很少有人知道，王大珩是我国大飞机研制计划的推动者之一，他曾多次为国产大飞机奋力呼吁，力陈自主研制150座以上干线飞机的重要性。

　　上世纪70年代，我国曾自行研制过干线客机“运10”。80年代“运10”项目下马后，王大珩曾与航空界、科技界的部分专家多次向中央建议，在进行国际合作、争取技术引进的同时，不能放弃自主研发，并建议将航空技术列入“863计划”。王大珩不是航空专家，为了深入了解行业情况，他曾多次与航空工业、民航等部门的领导和专家交流沟通，虚心求教专业情况，研究有关政策问题。

　　1998年，中欧合作研制“100座”飞机项目夭折;2000年，中美干线飞机合作项目正式中止，通过国际合作研制大飞机的道路已经难以走通。王大珩又在各种重要场合多次建议，国家需要尽快恢复自主研制干线飞机项目。他说，大飞机非搞不可。大飞机是一项国家战略装备，在现代社会，对于经济和国防建设来说，发展大飞机都很重要。随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作为先进的交通工具，航空工业发展的速度也应该能超过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而且，我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发展大飞机。1980年，我们就有了“运10”，经过20多年的发展，空气动力学等重要问题解决了，我们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大批的人才，这批研究小飞机的人才可以转到大飞机的研究中去，许多技术都是相通的。那么，研制大飞机应该怎么搞？首先要有长远的眼光。大飞机不是一个投资少、见效快的行业，因此不能指望短期内收回投资。具体说来，要打破条块分割，理顺各方面关系；还要发挥人才的优势，发扬“两弹一星”精神。如果说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话，大飞机在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中必须是“有所为”的。

　　2003年4月，王大珩致信温家宝总理，就“以我为主发展大型飞机”提出建议。时任发改委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的高粱回忆，为了写好这份建议，王老在视力不佳情况下用放大镜审阅文件，字斟句酌，8易其稿。温总理对这个建议做了重要批示，并亲自到王大珩家中听取他的意见。最终，大型飞机项目列入了“2006—2020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重大专项，于2006年正式公布。至此，在王大珩等一批老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我国自主研制大型飞机终于提上日程。

　　执著治学不畏难

　　在研究工作中，要注意课题的发展前景，避免走进“死胡同”，必要时应该及时转变，另寻出路。因此要珍视机遇，还要主动寻求机遇。

　　王大珩一生勤奋治学，著作等身，获得了无数荣誉。到了晚年，依然在科学之路上不倦前行。即使身体不好，他还坚持在医院里、病床上忘我地工作。

　　中国科学院院士顾逸东回忆说，“2006年，王大珩先生生病住院。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王先生请我到医院谈谈提高光学系统性能的问题。见面后他开门见山地说，晚上睡不着觉，也没有笔和计算器，心算了一些结果，看看有没有道理……他的记忆力和对问题的准确把握让我十分惊异，而他呕心沥血致力于事业的精神更让我深深感动。”杜祥琬院士说，这些年我们每年都会去看望王大珩院士，每次都能看到他在努力工作和学习。视力下降了，他就用放大镜看文献；听力下降了，他凭借助听器和大家交流。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吴季说，王老是我国功勋卓越的科学泰斗，也是平易近人的师长。他视力不好，就在电脑屏幕上把文字放大了看，直到每个字都放大到占满整个屏幕，还用手移动文件，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王大珩在科研与教学工作中，十分重视培养青年科技人员。他的学生遍及全国，许多人成为了当今光学界知名的学术带头人，有些已经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优秀科学家蒋筑英就是他上世纪60年代初培养的研究生。上世纪80年代，王大珩年事已高，仍不遗余力地指导博士研究生，严格地修改学生论文。

　　王大珩注重学术思想的启发和独立工作能力的锻炼。他曾对青年学者特别是出国留学的青年学者，指出过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其一，要让你的导师知道你有能力。必须竭尽全力做出成绩，才会受到导师们的青睐，这样才能真正“登堂人室”，受到教益。如同拳师招徒弟一样，首先看徒弟手足是否有力，才能知道你今后是否能成才。其二，只有通过自己的实践，才能把知识真正学到手，打上个人的烙印，终生不忘，也才能真正深入，并进一步实现发明创造。其三，在研究工作中，要注意课题的发展前景，避免走进“死胡同”，必要时应该及时转变，另寻出路。如果死抱原来的研究课题不放，只能耽误时间，浪费精力，做不出成绩。因此，要珍视机遇，还要主动寻求机遇。其四，发明与创造往往寓于工作疑难之中，解决了所遇到的问题，知识就增加了，水平就提高了。那种自始至终一帆风顺，最终结果与开始的预测相差无几的情况，对一项工程来说，是顺利地完成；但对于一项科学研究，所得却是微乎其微的。

　　斯人已逝，光芒长存。那种不畏艰难、自力更生的精神，依然激励着我们；那种终生勤奋治学、为国家科研大计奔走呼吁的热忱，始终鼓舞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们继承了他的学识，成为了新的科技领路人和中坚力量。他的研究成果和精神财富已经化作基石，一直在新的科学征程上闪耀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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