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共领域热点事件频出。从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之后的舆论严厉追问，到各地时有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再到郭美美引出的红十字会信誉危机，都是在说明，社会管理理念与手段的滞后、公共治理能力的不足，已经暴露出了非常深刻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林林总总的社会问题的出现，并非“洪水猛兽”，不可一味用“堵”的思路去处置。过去的经验教训早已表明，光靠“堵”，现实的问题非但解决不了，还会逐渐累积，最终酿成大的危机。“堵”不如“疏”，这是一个古老的、富有智慧的常识。

　　诸多突发公共事件较为集中的爆发，大背景是中国社会处于矛盾凸显期，社会形势较为复杂，同时，整个社会对民主政治发展的期望值在不断升高。种种因素纠结在一起，使各类矛盾显得更为尖锐。这个时候，从维护社会稳定、疏导社会舆论的角度观察，改进公共治理的任务确实非常迫切。

　　所谓公共治理，即抛弃传统公共管理的垄断和强制性质，强调政府、企业、团体和个人的共同作用。政府当然是治理的主体，但不是唯一的主体。从治理的边界来说，政府既要避免责任总揽，又要避免责任退让，该为的要为，不该为的则不能为。

　　在当前中国的现实环境下，言及改进公共治理，既指要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又要主张更多引入民间力量，在法治的框架下参与社会管理。用政治学者俞可平的话来说，治理的实质，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合作管理，公共管理活动中治理的成分增多，意味着有更多的公民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管理活动中来。这既是民主政治发展的要求，也是执政水平提高的反映。

　　改进公共治理，涉及方方面面。其中的核心，简要言之，又在于三个“权”字，即要保障民权，废除特权和约束公权。保障民权，是从正确认识民众的合法权利着眼，以解决民众合理诉求为切入点，特别是在涉法、涉诉信访等领域，善待当事人的合理要求，并将维权与维稳有机结合，而非僵硬地对立理解。这不仅是以人为本的表现，也是治本的必需。消弭社会矛盾，不是靠强力压制，而是重视民权的保障，通过切实改善民生来求解矛盾。

　　废除特权和约束公权，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疏导社会矛盾。今日中国社会的“肌体”中，有两大“肿瘤”，一为垄断利益群体的特权问题；二为较为普遍的、公权力得不到有效约束的问题。若不能对这两大“肿瘤”实施手术，一旦“病变”，后果不堪设想。

　　人民网总裁兼总编辑廖玒近日在分析官民舆论场的分歧时，有这样一个总结：“底层社会上升通道堵塞、中产阶层的被剥夺感、富裕阶层的移民倾向、特殊利益集团的末世情结”，以及“民众的无力感和玉石俱焚的愤懑”。这些问题如此尖锐，特权犹存及公权难以约束是重要原因之一。

　　毋庸置疑，特权行为是反平等的，也是对民本思想的背离。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是尊重民众权利的社会，必然是呼唤公平与正义的社会，必然是将公民间的权利平等视为核心价值诉求之一的社会。然而，特权思想与这样一个社会格格不入，与“以人为本”的理念同样无法相容。消除特权这一刺眼的景象，是一个文明社会起码的要求。

　　众所周知，当下腐败形势严峻，这与难以有效约束公权力的现状密切相关。而民间的积怨，又与严重的腐败问题密切相关。很多人承认，真正约束住公权力，是中国社会中的核心难题之一。在当前的体制架构下，如何将张扬的公权关进本该进入的“笼子”里，值得深思。

　　概言之，各种社会问题频发、公共事件迭起，提出了严肃的挑战。不过，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往往也是解决矛盾的有利时机。在某种意义上，当下中国社会问题较为集中的情形，也为改进公共治理提供了新的契机。契机在此，为与不为，却在于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