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共识巧解ＡＤＲ案件

　　

　　

　　民间的人们自有其解决纠纷的智慧，而这些智慧通过口口相传，也就渐渐成为他们所共享的“法治”经验

　　【新闻背景】

　　ADR，即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中文译为“替代性解决争议的方法”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一组供当事人任意选择用来避免正式对抗性诉讼的办法，如协商、谈判、斡旋、调解等方法。日前上海法学会主办的青年法学沙龙第24场就以“消费类金融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研究”为主题，对ADR机制进行了研讨。为了让对ADR的机制有更加生动的理解，本期《经济与法》从乡村调解实例出发，试图为读者梳理出ADR的内在逻辑。

　　关于传统中国农村，有这么一种认识，即“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造乡绅。”前些年取消农业税后，关于基层权力悬浮的担忧不绝于耳，传统县乡关系的认识模型再次被探讨。我把这种认识模型称为“准共识”。本文要讲一个故事，“准共识”正是这个故事的内在逻辑，而这个逻辑即是ADR（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行动范式。

　　邻居阿福是泥瓦工，跟着村上一包工头谋生计。在本镇翻修厂房时，从脚手架摔下，致死，如何赔偿成头等“议题”。阿福的小妹是另一村里的妇女主任，还与他人合开个小厂，见过世面。小妹先是召集亲戚，议定索赔62万元，因为有秘密的“杀手锏”，不怕对方不给。

　　小妹接着把包工头叫来，开出价码。对方苦着脸称给这么多必倾家荡产。这时小妹抛出“杀手锏”，原来包工头没有搞建筑的资质，被政府知道要处分的。哪知包工头居然接得住，称已经咨询了镇上司法所的工作人员，那人说死者没有戴安全帽，如果闹到法院，死者也应承担责任。这时小妹就问包工头，那个司法所的人姓甚名谁，待包工头报了名字，小妹说也相识，可以约来一起谈。

　　那个司法所的人（应该是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笔者注）并不肯来，只答应周末下午在司法所见。届时，几路人马到齐，镇上那个盖房子的厂里也来了人。司法所的人坐在中间，噼里啪啦地按着计算器，最后发话：“60.7万元，厂里出20万元，你（指包工头）出剩下的，我来拟个协议，盖个人民调解的章，赔偿款先给一半，死者先火化，余款再付。”协议拟出，各方无异议，至此事情了结，调解人收1500元调节费。

　　这是一个纠纷通过非诉机制解决的绝佳例子，我们可以从上面谈到的“准共识”的几个层面来看这个ADR案件的内在逻辑。

　　第一，血缘地缘关系在处理非诉纠纷解决中往往起着根本性力量。一旦发生纠纷，亲戚必须到场，对中国人而言，这就是一种义务。亲戚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出钱出力的多少常常决定了此人的话语力量，这种亲戚之间的良性竞争是维护乡土中国秩序的看不见的手。相应地，许多打工的人抱团外出到城市，自成一个群体，内部纠纷常常内部解决，与外部的纠纷常有老乡中较年长稳重或能力较强的人出面。

　　第二，民间的精英分子在推动纠纷的处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纠纷发生后，选择纠纷处理方式的主动权在民而非官，通过私了还是公了，通过白道还是黑道，通过诉讼还是非诉讼，都是当事人选择的结果，当然这又与当事人的知识、人脉等资料密切相关。故事中，小妹作为民间的精英分子或能人，有着类似于从前乡绅的影响力。

　　第三，国家力量的隐现会影响非诉解决的进程。故事中，死者与包工头两方对国家力量的的回避和利用是具体而恰如其分的，死者一方不希望国家力量介入阻止其拿到更多的赔偿款，包工头一方怕资质的事情东窗事发，双方又希望援引国家的存在作为压制对方的手段。而法律工作者基于其与司法所的关系，更是游走于国家与乡村之间，让国家的（符号）力量或隐或现。这种暧昧姿态其实反映了国家对民间控制或疏离的犹疑，而这种立场，很可能反过来被少数精英分子加以利用作为解决纠纷的手段。

　　记得何兆武说过，所谓历史其实是文雅的上等人写就的，其实法律及其理论又何尝不是，那些所谓的ADR的理论与实务性规范，不也是文雅的上等人写就的治术的一部分吗？可写归写，做归做，民间的人们自有其解决纠纷的智慧，而这些智慧通过口口相传，也就渐渐成为他们所共享的“法治”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