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遥望“书于竹帛”的时代

　　孙行之

　　完成一场历时两个小时的讲座之后，年逾古稀的李学勤拒绝了工作人员帮他提公文包的要求：“我一定坚持自己背书包，直到不能背了为止。”面对现场听众一些琐细而基础的问题，这位曾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的清华教授仍保持着谦和与平易。在仔细倾听、条分缕析地给予解答之后，总不忘了加上一句：“这是我的看法，不知道是不是对，请各位指教。”此后的采访中，在谈到清华简的保护研究进程时，李学勤反复提到:“我们的水平有限，比不上上海博物馆的速度，但会尽最大努力。”

　　近日，在上海图书馆一场名为“书于竹帛——早期中国书籍的形制与特点”的讲座中，年逾古稀的李学勤思维敏捷、语言畅达，从书籍的起源讲起，一直谈到2008年被清华收藏的2388枚战国竹简的研究整理近况。

　　2008年，清华大学校友赠给母校的一批竹简，经过各地专家会合研究之后被鉴定为战国中期偏晚的重要文物，其中记载有《尚书》的部分内容，以及周武王时期的乐诗。清华大学专门为此成立了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今年年初，《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由上海中西书局出版，第二辑也将于今年年底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李学勤对《第一财经日报》介绍说：“‘清华简’的研究整理工作将用15~20年时间全部完成，并将研究成果分15辑陆续出版。”

　　竹帛： 中国早期书籍载体

　　如果说，出现文字是一个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标志之一，那么书籍的出现则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文明走向成熟。在中国，自商代开始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没有纸张的时代中，竹帛在中国被使用了两千年之久。在纸张进入全面使用之前，竹帛一直是书的载体。此一时期，古埃及文明则用另一种材质：纸莎草来记录文明。“而甲骨、镌刻于青铜器上的金文等，都不是用于文明传播的，而只是一种占卜工具，或者礼器使用。”李学勤说。

　　李学勤以“书于竹帛”命名这场讲座，一部分是因为《墨子·明鬼下》中的一句话：“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另一方面，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学教授钱存训著有《书于竹帛》一书，其中文版本由李学勤作序。

　　李学勤告诉本报：“竹帛是中国早期书籍的载体。自商代开始，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竹帛一直是中国主要的文化传播载体。直到此后，纸才完全取代了竹帛成为文明脉络绵延的主流。”竹帛是竹子制作的篾条，使用之前放在火上烘烤，使得竹液流出，排出之竹液则被称为“汗青”。之后“汗青”便引申为史册之意。

　　事实上，真实的竹简，非常轻薄、精致，并非电视剧中常见的那般厚重。一卷由100支竹简拼接而成的简册卷起来也只近似于一个直径6厘米的圆柱体。“当时的人们会随身带着一些工具和毛笔、墨汁，以便就地取材，制作竹简。”

　　据李学勤介绍，迄今为止，中国共出土了三批重要的经史方面的竹简。其一，为1993年湖北郭店出土的800多枚竹简，时代与清华简相近。其中有儒家和道家经典《老子》；另一为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抢救回来的竹简，命名为“上博简”，也以儒家和道家经典为主，很多内容与“郭店简”呈现的内容形成补充；第三批就是“清华简”了。

　　清华简与郭店简、上博简涉及的领域各有不同

　　李学勤告诉本报，与“郭店简”、“上博简”不同，“清华简”主要是关于经史方面的资料，哲学经典很少。“清华简的重要性在于这批竹简汇聚了大量经、史典籍，与现有的文物和古文献资料形成印证。其中，关于《尚书》的古文献更是自汉代以来未有发现的。”李学勤说，“清华简与郭店简、上博简相比，并非谁更重要，而是它们涉及的领域各有不同。”

　　在清华简目前公布的内容中，最受关注的是秦始皇以前的《尚书》写本。《尚书》是夏商周各种重要历史资料的汇编，是研究上古史最为重要的依据之一。自古以来，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尚书》的真伪、聚散就格外曲折复杂，出现了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两种。《尚书》今古文之间由于在内容上有着诸多不同，便成了一段延绵千年而未决的史学之争。“清华简”在墓葬中深埋了2000多年，免于焚书坑儒的灾祸，因而保存了多篇《尚书》，皆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的写本，为真正的古文《尚书》，对今文《尚书》有着订正作用。

　　除《尚书》之外，清华简中还包括一部分史书。这批史料与《左传》相互对应，也有一些不一致的部分。李学勤说：“在《左传》和《战国策》之间有一段空白的部分，而这段历史在清华简中就有，而且非常详细。”另据李学勤介绍，《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二辑将公布这些《系年》的资料，并于年末出版。

　　Dialogue 对话

　　“所有已经出土的东西都不能永久保存”

　　第一财经日报：清华简与郭店简及上博简有什么不同的意义？

　　李学勤：它们都是极其重大的发现。郭店简是儒家、道家的著作，具有哲学意义。但是清华简中没有这一部分，而是以经史著作为主。

　　日报：你对中国考古的一些现状有什么看法？ 对于一些趋利性的考古，你是怎么看待的？

　　李学勤：当前的考古学界流行着一句话：现在是中国考古黄金时代的开始。我说的考古学是现代考古学，是进化论指导之下的考古学。我国的现代考古学直至现在仍处于开端。对很多考古遗址的全貌，我们还没有了解。在考古过程中，有一些破坏也不可避免，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尽量减少这种破坏。

　　至于趋利性质的考古，一方面是依靠法律规范，第二种是依靠科学规范，科学工作有本身的规律，我们必须遵守。总体而言，我觉得我们的文物考古队伍还是健康的。

　　有一点要注意，所有的文物都是在走向衰减过程的，都是不可逆的。文物的保护是很重要的，所有已经出土的东西都是不能永久保存的。历史上从来没有永久保存的东西，因而，我们更要尽快整理和研究。

　　日报：清华简的保存情况如何？

　　李学勤： 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但是在一个大学中还有其他许多使命和任务，我们整理的速度可能不如上海博物馆那么快。在清华，工程技术上还有一点力量，这是我们可以利用的优势。

　　日报：现在，根据国家文物法规的规定，中国考古发掘主要以被动性挖掘为主。作为从事文物研究的工作者，会不会遗憾而希望根据自己的研究进行实物采集？

　　李学勤：这是一个问题。作为考古专家，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根据自己的研究工作进行考古，但这样的机会比较少。现在基建大面积扩大，国家提出保护第一，现在人们老是想着挖皇陵。不要那么自私好不好，要是问我的意见，我一定投反对票。但这不意味着不主动做一些工作，至于为什么不开掘，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考古技术水平还做不到、做不好。

　　日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简入书这个转变对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李学勤：首先就是传播更广泛、更快了。其次，当然文献的保存也更加方便了。现在，书籍又被搬上了电脑和手机，不过我认为，电子书不可能代替纸质书，这里有一个阅读快感的问题。

　　 摄影记者/吴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