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从单纯惩罚犯罪到保护人权

　　时隔15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再次出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中。这15年里，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躲猫猫案等，暴露出刑事诉讼法存在一些急需完善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被称为“小宪法”，意指其在人权保障上的地位在所有法律中最为重要，2004年中国修改宪法写入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权亦为此次修法指导思想之一，不过并未在草案中明确。

　　■ 对话人物

　　陈光中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会名誉会长，上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曾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托起草草案，此次全程参与修正案草案的讨论。

　　【修改动因】

　　“修法讨论各方分歧巨大”

　　在立法讨论中，有的侦查部门因为一些权力受约束，往往持反对态度，立法部门对此也无可奈何。讨论经常是争论不休，有时是针锋相对。

　　司法理念跟不上形势

　　新京报：上一次修法后不久，法律界人士就一直在呼吁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修改计划也两次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为什么修法进展如此缓慢?

　　陈光中：1996年修法的七八年后，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司法理念上变化也很大。宪法修改确立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方略和尊重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民众的人权意识也增长得更加明显。

　　这种背景下，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和滞后，同时司法人员司法理念跟不上形势，司法不公特别是一些造成民众严重不满的现象屡有发生。主要是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刑讯逼供所造成的冤案、错案。从杜培武、佘祥林，到赵作海，还有最近发生的广西四律师被抓的案件。这些案件的发生是一种现象，归根结底，除了司法理念问题，我们的制度保障有缺陷。

　　新京报：有人说刑诉法修改进展缓慢的原因是各部门分歧太大。

　　陈光中：刑诉法修改在上一届人大常委会就已经纳入了立法规划，也找一些专家就一些问题参与讨论了好几次。我参加这些讨论的感受就是分歧太明显，认识很不一致。不是学者之间，而是学者与实务部门特别是侦查部门，分歧太大。

　　立法部门也是希望把这个法搞得更符合民主法治的精神，立法部门同学者的意见还是比较接近的。但有的侦查部门，因为涉及一些权力受约束的东西，往往持反对态度，立法部门对此也无可奈何。讨论经常是争论不休，有时是针锋相对。这种情况下，立法部门很难拍板，后来就搁置了。所以上一届“计划完成”却没有完成，说明有需要，但条件不成熟。

　　律师辩护改革力度大

　　新京报：那现在条件成熟了吗?

　　陈光中：一个很大的契机，就是十七大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2008年上半年下发了一个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文件，中央成立司法改革领导小组，统一筹划推动。

　　在落实这个意见的过程中，对刑事诉讼法修改思想上不能说完全统一，但思想的统一还是前进了一步。司法改革里面的内容，相当一部分涉及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

　　从时间上看，立法的时间也很紧迫，立法部门抓得很紧，从春节前开始连续召开四次实务部门与专家联席座谈会，前面三次都是一次讨论三四个问题，最后是一揽子报告式地讨论。

　　新京报：以前意见分歧巨大的局面，现在是否有所改变?

　　陈光中：通过不断讨论、协调，分歧逐渐缩小，有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也吸收了侦查部门的意见。比如说律师凭“三证”会见，现在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重大贿赂的共同犯罪三种例外。

　　我当时主张不能规定的例外过多，原来列举了五种，包括黑社会组织案件，但对于黑社会要不要规定，需要斟酌。因为黑社会都是明面上的东西，独霸一方，你规定它律师会见须经批准干什么?原来我连贿赂案件列入例外都反对，现在限定为重大的共同犯罪，限制还比较严的。总的来说，律师辩护部分改革力度比较大，我认为是修正案中最好的部分。

　　搞法律援助掏得起钱

　　新京报：这次修改还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

　　陈光中：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理所当然，中国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了，掏出一点钱来搞法律援助掏得起。

　　据我所知，当前辩护率下滑至低谷，大约在20%-25%，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案件才有辩护。

　　大部分案件没有辩护，控辩怎么平衡?被告人的权利怎么保护?死刑案件当然应该有，但范围要扩大，程序上不要限于审判上的法律援助，侦查阶段就应该开始，侦查如果搞错了，纠正都难。这次修正草案就是这样规定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