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延安当“农民”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胡雪琴

　　8月15日，我们驱车进入延安境内。远处山顶上，耸立着一个硕大、通红的腰鼓——安塞到了。

　　安塞县沿河湾镇侯沟门村，是当地著名的蔬菜专业村，自1992年从山东引进日光温室大棚种植技术至今，“侯沟门的黄瓜”成为当地一个响当当的品牌。全村有1115人，2010年人均纯收入达到8306元。2006年1月28日，胡锦涛总书记和侯沟门村的村民们一起过大年、炸年糕。

　　侯沟门村看上去干净而整洁，家家新房，户户独院，这让城里人多少有点艳羡。这是个寂静的村落，只有一个小卖部内不时传出村民的说笑声。

　　吃肉是一种奢望

　　杨安看上去是个小老头，实际上还不到50岁，但已经当爷爷了，有两个孙辈。杨家共有5口人，杨安老两口和儿子一家三口同住。杨安的儿子有时在邻村打工，有时开车在外面跑运输；儿媳在家照顾两岁多的孩子，闲来做做家务、看看电视而已。最近，出嫁的女儿带着外孙女来娘家小住。

　　杨安家一年的收入有2万多元。家里有一个大棚种黄瓜，能有一万多的收入；儿子跑运输也能有一万多的进项。杨安告诉记者，种粮食不如买粮食合算，村里人都不种粮食，只种瓜果。鸡蛋和猪肉都靠买，因此也成了当地的稀罕物。当“城里人”变着花样吃肉的时候，在这里，吃肉变成了一种“奢望”。

　　教育费用是每家一项很大的开销。村民宋塞兵有两个双胞胎女儿，学习成绩很好，都考上了县里的高中，每年花销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将来如果考上大学，怎么办呢？宋塞兵有点发愁，“靠我们做零工、干农活肯定不够，只有依靠助学贷款了。”

　　杨安担心的则是另一件事：两个孙辈要上学，但村里的小学年年都说要撤掉，要并到镇上的中心小学去，将来孩子上学怎么办呢？

　　人情往来是村民们的第二大开销。农村风俗如此，红白喜事都需要你来我往，少则100元，多则500元，累计起来，是不小的数目。

　　当然，悠闲的生活中也有些不便。有的村民家没有浴室，洗澡不便；有的村民家没有卫生间，上厕所必须要走很远到公厕去；村里有时还会停电。因为下雨，当地自来水变成了黄黄的泥浆水，村民不得不用这样的水洗漱、洗衣服。

　　触摸延安精神

　　对于许多人来说，延安仅仅是一个符号，是红色影视中的延河宝塔，是教科书里的革命圣地，遥不可及。当你走进延安，便能真真切切触摸到延安精神的脉动。

　　在枣园革命旧址，延安干部学院教授刘煜老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年，中央书记处要从杨家岭迁往康生所在的枣园社会部，但地方有限，怎么办？康生建议，把周边老百姓都迁走，腾出地方。结果，毛主席说：“我们是鱼，老百姓是水。你把水排干了，鱼怎么活呢？”一席话说得社会部立马搬了家。建立和谐的党群关系是永不过时的大课题。

　　《纪念白求恩》是我们小时候学习过的一篇课文，但在延安窑洞的墙壁上再读这篇课文时，却别有一番感想。白求恩作为北美一个知名的外科医生，抛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来到了最艰苦、最危险的中国抗日前线，直至将生命留在了这一方热土。现场为我们讲解的冯健美老师说：“当年，毛主席要特批给他每个月100元的特殊补贴，他谢绝了，说‘如果为了钱，我不会到这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