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高：了解自己很难，画自己也一样难

　　凡·高1887年所作的《自画像》，是《凡·高和阿姆斯特丹的画家们》展览中最重要的展品。“在这幅自画像面前，你不光看到了他的画，还看到了他本人。”阿姆斯特丹博物馆馆长迪比茨说

　　周舒

　　“和凡·高的自画像面对面，看他的绿眼睛那么有神地盯着你，一定会留下深刻的印象。”首都博物馆馆长郭小凌有些动情地说。

　　《凡·高和阿姆斯特丹的画家们》正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展出，其中最重要的展品就是凡·高在1887年所作的《自画像》。阿姆斯特丹博物馆馆长塔科·迪比茨（Taco Dibbits）认为，“在这幅自画像面前，你不光看到了他的画，还看到了他本人。”

　　此次展览虽然画作并不多，但能让人看到凡·高当时所处的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文艺复兴之后，荷兰出现过一大批杰出的艺术家，比如伦勃朗。但是荷兰印象派或者有时候称为后印象派的作品，这还是第一次在北京展出。”郭小凌还透露，预计2014年会有一次大规模的凡·高作品展来到北京，因此也可以把这次展览看作是一次预热。

　　精彩的阿姆斯特丹画家们

　　此次展览中其他的十幅作品，来自于和凡·高同时代的荷兰艺术家，郭小凌也十分推崇：“有时候因为凡·高的作品太光焰四射，让人们觉得后印象派就是这样，他盖住了其他画家的风采。但其实，与他同时代的其他荷兰后印象派画家也很精彩。”

　　乔治·亨德里克·布莱特纳（George Hendrik Breitner）、伊萨克·伊斯瑞尔斯（Isaac Israels）、威廉·德·茨瓦特（Willem de Zwart）、爱德华·卡尔森（Eduard Karsen）和威廉·威森（Willem Witsen）都是当时的著名画家，“他们受当时法国画家的影响很大，也非常活跃。其中最著名的是布莱特纳。”迪比茨介绍说，他的画作《马火炮部队》体现着他典型的爱好：痴迷于军事训练与骏马，“这幅画尺幅很大，有强烈的动感。他的另外一幅画《木鞋》描绘的是荷兰的木鞋，这同样也是凡·高感兴趣的题材。”

　　而卡尔森的作品则体现着荷兰的乡村风貌，“凡·高刚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对这个题材也非常着迷”。卡尔森描绘的是他和凡·高那个年代，阿姆斯特丹郊外的田园风光，“不过荷兰的田园风光也一直在变化之中，尤其是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工业化的脚步越来越近，城市也越来越近了。所以很多画家开始转向城市题材，比如伊斯瑞尔斯所作的《商店的窗户》，展现的是煤气灯照耀下的路边，人们透过橱窗，望向灯火通明的商店里面”，迪比茨认为这尤其能体现法国艺术家对于当时荷兰艺术家的影响，“这种趋势在几年前的巴黎艺术家的作品中也能看到，比如莫奈就画了很多这样的景象”。

　　最伟大的画像用最廉价的材料画成

　　凡·高当时想要成为这些走红艺术家当中的一员，但最终只是孤寂地走完了一生。可如今看来，他那些充满激情的繁密笔触，跳动的光影，那些曾经无法挤入当时主流艺术圈的作品，却成为了永恒的天才之作。1886年，他已经去到了当时的“世界中心”巴黎，“他不仅迷上了莫奈等画家的印象派风格，还迷上了‘红磨坊’，不停地描绘与‘红磨坊’有关的风景和人物。”他的弟弟特奥（Theo）在给予他经济支持的同时，也试图卖出他的画，但却屡屡碰壁，“于是他弟弟写信给他，建议他画些色彩明快的画。”凡·高采纳了弟弟的建议，“这是他创作的第一幅新风格自画像，当时他想要成为一个肖像画家，他认为这是绘画的顶峰。但是没有人想要成为他的模特，因为所有人最后都会和他吵架。”迪比茨说。

　　“这幅画诞生于他一段短暂的罗曼史中间，他与一个比他年长15岁的酒吧老板娘陷入了热恋，但很快他们也开始争吵”，迪比茨认为这可能是凡·高一生中极少的罗曼史，由于他的乖戾脾气，他很难和人相处。而这幅画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此，“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试图呈现出一个正常的市民形象。他穿着体面的衣服来描绘自己，这些衣服正是他期待中未来可能约他绘制肖像画的主顾会穿的。但是与他期待中的主顾不同，他极不情愿地穿着这些衣服，眼光透露出了他的不舒服。”迪比茨还引用了凡·高写给弟弟的信里的一句话，“人们说了解自己很难，但画自己也一样难”。而由于凡·高生活的窘困，这幅画甚至都不是在画布上画就，而是用油画颜料在硬纸板上画的，“这让人惊叹，最伟大的画像只是用最廉价的材料画成的”，迪比茨充满了感慨。

　　最初凡·高想要成为一个画家的时候，他主要描绘的都是荷兰的农村题材：农民、田地、庄稼。“他用灰暗的色调来体现穷人的生活状态，他有远大抱负，但是并没有精细打算，一旦想要画食物，就会买大量的食物来做素材，这样他很快就陷入了经济危机”，迪比茨描述中的这段历史，让人看到像凡·高这样的天才是如何过着与众不同的生活。“他后来只能依靠弟弟特奥的资助来生活”，而在一段时间的自画像练习之后，他和弟弟也闹翻了，他离开了巴黎，去到了法国的阿尔地区，1890年一个清晨，他在一个小村庄里静静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到底是社会无法接纳他，还是他无法接纳社会，我们都无从知晓。我们能够知道的，是他10年的艺术生涯里，留下了给后人带来感动的伟大的艺术作品。”迪比茨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