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岳散人：心药用“心”造“心”才不等待

　　五岳散人

　　说起心脏手术，大概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心口一紧，这地方可不是随便能动的。而作为近九成的心脏手术（针对采取体外循环的患者）必须在术后使用的鱼精蛋白注射液，目前只有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在生产。但这家公司去年共向市场投放120万支鱼精蛋白，而今年1至8月，总共只供应了20万支，巨大的数量差异直接导致市场供应告急。

　　 倒也不是人家不愿意生产，而是这种产品的利润实在是太低了，才卖十多块钱，厂家没有兴趣生产这种廉价货色。但病人总不能不用这种药，于是就造成了市场紧缺的状态。最近，在药监局的协调之下，拥有生产批文的三家厂商已经“被”协调开始生产，其他有意愿组织生产的企业，药监局也会加快审批流程。一场危机，看上去似乎有望得到缓解。

　　 这件事最方便的角度，就是对于商人是否应该具有社会责任与商业道德进行评说。这个角度也确实很有意思，至少值得厘清一些概念。

　　 商业机构的目的是什么？赚钱，不赚钱的那是公益组织。要是某个产品在付出一样的成本、一样的管理，但实际利益过小的时候，选择把资源投入到另外一种产品当中，那是理性的选择。

　　 但这事儿放到医药企业就让人有点儿为难。一般来说，如果是其他商品的话，市场上总是有替代产品或者别的厂商进入，只要有需求就会有供应。但医药产品有很多情况下即使有后继者，前者一旦减产或者停产的话，马上就会造成某些严重后果；甚至不用停产，只要强调自己的知识产权就足够有影响了。某国外大公司开发过一种新药，可以有效治疗非洲的某种流行病，但由于涉及专利的因素，价格是非洲那些穷人无法承受的。这事儿的结果是制药公司以放弃专利、随便生产而告终。

　　 那么，是不是我们就有权要求这样的企业承担这种社会责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在合理的规则之下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整个社会的利益就会极大增加。你要是要求某些特定的企业当“活雷锋”，就等于是认为这个原则的失效。而实际上，让别人当“活雷锋”往往得不偿失，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计划经济，不但是一家企业当“活雷锋”，而是每家企业都是 “活雷锋”，都是按照计划、不计成本地生产，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必须改革开放，重新上一堂市场经济课。可是这样的处境，就等于我们在道德选择与市场原则之间陷入了两难之地。

　　 对于这种窘境，政府出面干预一时自然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但这个问题并非是不存在了，而是被向后推延了。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倒是应该使得价格涨上来，使得制造者有利可图才行。不然政府就建个药厂，让这些低利润产品能够不间断供应。

　　 其实，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其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得这种药品的利润不高。我们都知道，这些年药是越来越贵，但很多基础药实际上并不贵，疗效也未必低于那些绚丽的新药，而很多新药本身就是老药换了个名字，价格就翻着跟头上去了。

　　 这是整体医疗政策的问题，远没有协调一种药的生产那么简单。很多时候这类政策往往都是治标不治本，硬性规定之后留了一个后门，使得原本应该有效的限价政策不但不能限价，反而让不该消失的药物变成了紧缺品。所以，要说什么真是有点儿缺药，大概是这种政策有点儿缺了。而在这个背景下单纯讨论企业的道德含量，多少也有文不对题的嫌疑。

　　 心药得用心造，不仅事关药企，更事关政府。已经有人提出，政府应该担起调节责任，用“市场”与“制度”两条腿走路，设立专项资金，补贴廉价常用药的生产者，对那些价格虚高的药品课以重税，以平衡市场。希望这样的建议能早日变成行动，让我们的“心”不再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