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关心在升温

　　苏安

　　日本央行最近公开了一份简短的报告，对中国经济的再平衡议论进行了一个框架分析，通过回顾和比较日本在1960年代经历所谓的“高度成长期”后如何实现了经济再平衡的历史经验，指出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也需要纠正在劳动成本和资本成本两方面的扭曲现象。

　　这里所谓的经济再平衡，其实就是国内经常提起的经济转型问题。

　　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实施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各种投资带动经济恢复。作为其直接的后果，在2010年，投资和消费在中国名义GDP中的占比各为46.2%、33.8%，分别达到了历史最高和新低，这也是一项世界纪录。在日本，投资和消费的GDP占比高峰/低点分别在1973年和1970年，分别是36.4%、52.3%。数字上看跟中国截然相反，但当时日本经济的再平衡也经历了危机和转型痛苦，而现在中国的情况看起来似乎要糟糕的多。

　　在经济增速较快的时段，投资和消费的失衡带来的坏处往往被繁荣景象所掩盖，但这样的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已有的各种研究中，国内舆论更多的讨论资本库存的过度堆积引发各种重复建设和过剩生产带来的问题，比如钢铁、煤炭、水泥、石化行业。同时这引发了对能源消费的和环境污染的担忧，毕竟目前的企业业绩高速增长中很大成分是因为这部分成本被放置于企业体外。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旦企业和政府需要为此付出代价来弥补以前的欠账时，经济整体的负担将极为惊人。日本央行报告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它指出更多的研究成果表明，这种发展模式的副作用主要在民生方面。

　　首先，目前的经济成长方式无法让家庭充分享受经济扩张带来的便益。社会整体的富裕程度由国民人均消费水平而定，就纯经济学的观点而言，消费仅占GDP的33%只能说明经济规模世界第二的大国，可以说实际上非常的贫困。其次，投资扩大带来的是产业资本的集约度上升，这种情况对扩大就业不利，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更多需要的是服务业这样的劳动集约型产业。这种现象（结果）和我们长期信奉的流行说法大相径庭，改革开放以来GDP增长在8%以上是保就业的前提条件，一说劳动集约型产业脑海里都是低附加价值的烙印。但中国在就业方面依然面临压力，有经济学家测算即便中国在今后从几个出口大国手中抢走所有制造业的工作岗位，也将面临数千万劳动人口没有工作的难题。

　　由于劳动市场往往存在工资下行的空间局限，即便供过于求，经济学典型的供求关系也无法实现完美的平衡。比如中国已经通过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等手段来实现和谐社会，笔者访问过的沿海不少私人企业都将在2014年实现工人工资比2009年翻倍的计划。而且由于中国严格的户籍制度，城乡劳动市场的断裂导致了一个假象，即所谓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但不管如何，城市实际劳动成本上升压力意味着劳动分配率上升，1990年以后不断扩大的劳动生产性和实际工资增长的缺口，近期已经出现缩小的迹象。但日本央行报告的分析指出，日本经济的再平衡的实现不仅源自于劳动成本的压力，同时还有资本成本的上升。这不是货币政策的金融魔术能单独改变的，政府在户籍制度和土地政策等结构问题上应该眼光长远点，把利益更广泛分配给国民，通过刺激消费实现更平稳而长久的经济成长，而不是频繁的依靠投资去刺激和加剧经济周期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