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同三：中国最根本的问题是收入分配

　　夏欣

　　编者按/ “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中国仍然处于一个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所谓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包含两层意思，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诸多可以预见或者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从国际形势观察也有两面性，一方面，国际总体环境有利中国和平发展，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在这一现状下，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如何消除通胀居高不下的危局？透过现象本身，追溯困扰中国发展深层次的问题根源。三年之后，又应该总结2008年金融危机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救市政策以及后遗症？就诸多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BMW中经智库成员汪同三。

　　应对成本推动型通胀是长期任务

　　《中国经营报》：8月CPI同比上涨6%，虽未创出新高，但通胀也在高位运行。近期，国务院、央行也一再警示通胀风险。如何看待中国所面临的通胀形势？CPI控制在多少有利于经济增长？

　　汪同三：我认为，与过往历史相比，当前的通胀不是很严峻。从历史上看，通货膨胀率最高的时候是1994年，CPI达到24.1%，与那时相比，现在基本上还是个零头。而且现在新兴国家都面临着通货膨胀问题。比起巴西、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中国的通胀水平是最低的。

　　通常说，CPI在3%~5%左右属于温和的通货膨胀，5%~10%则需要密切关注的，目前中国通胀率虽然比较高，但还处于可承受范围之内。我认为，CPI最好控制在3%左右，别超过5%。不过，要实现这一目标有难度。

　　《中国经营报》：影响CPI变动的主要是基期因素和新涨价因素。在新涨价因素中，食品等因素还处于小幅上涨中，这种状况会持续多久？为什么近几年CPI上涨总是从农产品开始？

　　汪同三：通货膨胀有两种，一种是需求拉动型的，因为供不应求造成的价格上涨；一种是成本推动型的，因为成本上升造成的价格上升。农业的问题、劳动力价格的问题、土地的问题、物流问题都属于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宏观调控可以比较有效地应对需求拉动的通胀因素，而对成本推动的通胀，宏观调控基本没招儿，降需求对它没用，增加供给对它也没用，所以应对成本推动型的通胀是中国一个长期的任务，不能指望一年半载就解决，而且要与其他各项政策配合才能够产生一定的效果。

　　2010年的这一轮通胀是从农产品开始的，这表明我国农业基础薄弱，并成为经常存在通胀压力的一个重要环节。虽然连续7年粮食增产，但我国的农产品基本处于一种紧平衡的状态，看着不错，但是经不起任何大的风吹草动，有点儿问题就出大麻烦。比如，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水平仍然不高，在2008年到2009年期间还是下降的。

　　《中国经营报》：现在成本推动的因素越来越多，反映在政府调控方面应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汪同三：必须强调的是，有些成本推动的因素其目的就是要让价格涨上去。比如，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所以我们在不断地提高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粮食最低保护价的上升幅度明显地高于CPI增长幅度，也就是说为了增加农民收入，农业生产部门不得不主动地提高价格。像这样的涨价是必须承受的，明明知道会引起通货膨胀，还得这么做。如果不保持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就无法维持粮食的紧平衡，如果连紧平衡都维持不住的话，那么价格的上涨将是不可想象的。

　　再比如，劳动力要素成本上升也是必然的。“富士康事件”促使各地都在较大幅度地提高劳动报酬水平，现在国内一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源很大程度存在于收入分配政策上，这说明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是需要调整的。

　　中国现在短期的问题就是抑制通货膨胀；中期的问题就是要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长期看，收入差距过大，消费和投资结构不合理，这些现象的根源都在收入分配。

　　《中国经营报》：在通胀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有观点认为，解决通货膨胀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人民币升值。

　　汪同三：从经济学理论上来讲绝对是正确的。比如我生产了一个茶杯，五块钱一个，大家都想买，但我只有一个茶杯可卖，怎么办？谁出的价钱高我卖给谁，这像拍卖一样。因为，通货膨胀的实质是有效供给满足不了有效需求。怎么来解决这个矛盾？那就只有通过价格的上涨来解决。

　　因为货币升值可以增加国内的供给，来缓解有效供给满足不了有效需求的矛盾，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如果仅仅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讲的话，这个道理绝对没错。但是这种说法只讲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人民币的汇率还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如果汇率过快升值的话，它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影响到国内经济的稳定。

　　如果人民币过快升值，中国出口竞争力会降低，进而影响到出口，接下来会影响到国内生产以及就业。如果就业状况恶化，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此汇率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它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宏观调控趋于多纬度

　　《中国经营报》：站在目前时点，如何评价2008年金融危机政府四万亿救市政策？有人形容说是，别人生病我们吃药，结果释放出巨大的流动性，为现在的调控制造险情。

　　汪同三：当时政府采取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对得当，使中国很快就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在不到一年的时候，经济就恢复了，避免了一些损失。

　　不过，我们也看到的确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货币供给确实是太多了。我们在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实施的货币政策叫做“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实际执行结果呢，有人说不是适度宽松了，而是非常非常的宽松了。确确实实货币供给是太多了，这一因素也形成了价格上涨的导火索。

　　我们不是要简单盲目地批评当时所采取的政策，而是从总结经验、总结教训的角度出发，去分析当时哪些事情做得不对、做得不好，以便于加以改进，这个是需要的。对于过去的做法进行分析，甚至批判性的分析也是可以的。

　　《中国经营报》：在当时这是我们唯一的政策选择吗？还是可以另辟蹊径？

　　汪同三：当时受金融危机冲击，经济正常增长曲线跌落下来了，所以当时的任务是使经济增长恢复正常。怎么回去？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要复苏时间最短，就是说经济增长跌下来了，要尽快地回去。这一种选择的结果很可能就是要超出去一点，就好像跑百米，要在最快的速度跑完这100米，在撞线的时候肯定是你最快的速度，停不住，就得超出去，然后再回来。超出去的那一段就是多跑的，这就是问题。比方说现在出现的价格上涨就是超出去产生的问题。

　　第二种选择就是成本最低，一步不多跑，平静地恢复到这条线上来，但是如果以这样的模式来处理的话，就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这条线上来。

　　回过头分析，当时选择的显然是第一种模式，因为那时候既不知道金融危机持续多久，也不知道金融危机的影响会多大。因此，当时首先想到的问题是得先活下来，再想怎样活得更好。因此现在出现的由于货币供应太多而产生的通货膨胀压力是付出的代价。

　　《中国经营报》：9月5日，央行将保证金存款纳入到准备金存款的上缴范围进一步紧缩信贷供给。这是否意味着央行调控手段的变化？

　　汪同三：这表明央行也是在不断地探索各种各样的货币政策工具，并且有组合地来使用。比如说，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一个是量的调控，一个是率的调控，或者前者叫直接调控，后者叫间接调控。在每一个方式里头又有很多种手段工具，这说明央行的调控是多纬度的，不断地使用不同的工具，组合使用各种货币政策，落实调控目标。

　　《中国经营报》：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了，调整经济结构，所以增长速度要慢下来。这种说法把调整经济结构与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对立了起来。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汪同三：因为国际经济环境总是出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更加强调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照搬以前的模式肯定行不通。

　　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这二者绝对是不应该对立的。我们为什么要调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不是为了慢，而是为了更好、更快、更科学地发展。如果把二者对立起来，那就大错特错了，需要尽快地把认识扭转过来。

　　相关报道

　　“哪怕往前走一小步也好”

　　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一门科学只有用数学来表示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为了实践这句话，汪同三奋斗了前半生。

　　与吴敬琏、黄焕章、乌家培、张寿等在文革后作为中国社科院首批派遣海外学习计量经济学的“海归”著名经济学家不同，汪同三是我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数量经济学博士。

　　他的博士论文，针对如何把数量经济学引进经济研究，并加以运用，提出一个颇为前瞻的思路：从理论分析到数理分析，再到经济计量分析。具体来说，就是在研究任何一个经济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有理论分析，然后要把理论分析抽象成数理分析，用数学来表述它，接下来才到经济计量分析。

　　上世纪60年代末，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创立了LINK模型，把世界各国模型连接起来，用于分析研究世界经济运行状况。

　　1986年，克莱因教授来到中国，汪同三作为主要参加人员和模型设计的主要研究人员，与克莱因一起建立了中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这是中国经济模型研究工作迈入国际论坛的重要一步。第二年，设计合理、完整的中国模型首次参加世界联接即获得成功，并广获赞誉。

　　之后，汪同三一步步成长为国内数量经济学、经济模型理论的学科带头人和中国经济预测领域的翘楚。

　　然而对于外界尊称他为“经济学家”，他认为“有点过”，他自谦自己只是“从事经济问题的一些研究”。

　　汪同三与数学有着不解之缘。“我上大学时学的是数学，最后又进入了经济学领域。所以我的专业是数量经济学。”

　　对数字的敏感，以及对经济的感悟使汪同三经常能从大家见怪不怪的事情中发现“新闻”。而且，所有的理论都有数据作立论。

　　在今年早些时候发改委举办的物价形势内部座谈会上，针对中国过高的流通成本，汪同三抛出一组让人震惊的数字：中国物流费用占GDP的比重是18%（发达国家是一位数）；全世界82%的收费公路在中国；流通费用占商品价格的50%，占农副产品价格的70%。这引发了各界对高速公路收费过高增加流通成本，从而推高终端价格的质疑。

　　作为学者，汪同三说话非常严谨，有理有据，不疾不徐。面对国内学界存在的问题，汪同三也从不回避，并且从学术角度出发，诠释观点，提出谏言。

　　2009年，《华尔街日报》率先向中国国家统计局发难，质疑中国经济数据统计。对此，汪同三表示：与物理学中的测不准原理一样，统计学中也有测不准原理。

　　在他看来，质疑源于海外对中国经济发展了解尚不深入，但另一方面，他也强调，我国的统计工作还有需要完善之处，统计体系尚需增强科学性。

　　对于“地方数据的总和加起来比全国的数值要大”的疑问，汪同三认为，这值得统计部门深思，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将愈演愈烈。”

　　作为中国数量经济学第一批博士，以及学科领军人，汪同三由衷地庆幸自己深处中国这个变革的年代。他认为中国数量经济学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自产生以来，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其中，两者相比，后者好于前者，数量经济学有很强的实用性。不过，汪同三深知，中国数量经济学从1979年正式命名，至今也不过只有30年的历史。虽然已基本形成了理论框架，但这是一个系统而庞大的工程，路还很长，需要攻克一个个的课题。

　　直到今天，汪同三和他的同事仍然为事业孜孜不倦地探索。汪同三经常这样鼓励年轻人：对于个人来说，要根据兴趣和特长，扎实地进行一些专题的理论性研究。哪怕往前走一小步也好！

　　汪同三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系主任。

　　汪同三长期从事经济模型理论、方法论及其在经济预测和政策分析方面的研究工作。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参与美国学者的模型研制合作项目，建立了中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在此模型的基础上，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承担总理基金项目——“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至今已十余年。此项目在国内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并得到有关国际机构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