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说法：医疗事故鉴定应社会化胡雅君

　　

　　本报记者 胡雅君 北京报道

　　在医患纠纷频繁发生的当下，同仁医院血案并非个案。

　　值得深思的是，举刀砍人的书画家王宝洺在行凶之前，曾试图以正常的法律途径解决医患纠纷，然而直至惨案发生，曾被他所指望的法律也没有给他一个答复。

　　北京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卫生法专家卓小勤认为，医患冲突难以在短期内缓解，在于整个制度都不利于医患和谐。

　　“医患冲突在哪个社会都很常见，解决还是要靠法治。”北京市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邹义认为，畅通的法律渠道、独立公正的司法系统、透明可监督的司法执行至关重要。与此相同步，也需要有对患者和医生的配套保险机制。

　　“此案是医患双方互动失败的结果。”邹义认为，在整个医疗合同关系中，若属于医院和医生的过错和责任，患者应当通过正当途径依法追究责任，“亲自暴力执法”实属违法。

　　不过，王宝洺不是没有寻求过正当的司法解决途径。但在法院开庭之后，案件遭遇的是“无期限休庭”，三年等待无果之后，“血债血偿”的血案发生。

　　邹义判断，此案审而未决可能是在技术鉴定花费时间过久，因为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鉴定时间不计入诉讼审理期间。

　　“这种医疗官司久拖不决在司法实务中太普遍了。”北京市律师协会医学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京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祝永根说，他所经手的医患纠纷案件，最快结案的也要半年多时间，手头一个在天津的案子，已经打了两年多，至今尚未结案。

　　医疗官司的低效率高成本让患方权衡之下，往往放弃打官司，转而走向速战速决的“医闹”路线。

　　究竟是什么堵塞了医患纠纷的法律救济渠道？

　　“一个医疗纠纷的案子，从法院决定鉴定到鉴定机构开始鉴定，期间最快也要4-5个月。”祝永根介绍，目前法院和鉴定机构之间的衔接存在严重问题，办案效率普遍低下。为此，他建议简化诉讼程序，提高医患纠纷的司法解决效率。

　　此外，发生医患纠纷之后，个别医院利用职务之便，补正、涂改、篡改医疗记录，也是患者维权的一大难题。并且一旦走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程序，负责鉴定的人员往往是医疗界人士，跟医院关系密切，自身的中立性很难保证，医疗事故鉴定结果往往偏向医院。

　　邹义建议，应该彻底解决由医疗主管部门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规定，医疗事故鉴定社会化，且医疗事故纠纷的相关法律应该更加明确具体。

　　此外，鉴于医疗手术的风险性，邹义认为应建立对患者和医生的配套保险机制，建议患者和医院都购买包括医疗责任保险和医疗技术保险。目前国内在医疗事故保险这块保险指导意见、范本和险种存在缺失，应当及时完善相应的保险政策。

　　一旦发生医疗事故（包括责任事故和技术事故）后，应当及时引入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有利于及时化解纠纷，舒缓情绪。

　　“医患纠纷的根本解决途径就是医院去行政化、司法鉴定社会化。”邹义说。

　　以医政管理而言，由于卫生行政部门既要经营医院又要管理医院，既要当医院“父母官”又要行使医政管理职能，免不了要站在医院和医务人员的立场上说话，一旦发生医患冲突，卫生行政部门和医师协会总要站出来为医院和医师说话。反过来，却很少替病人说话。

　　卓小勤指出，如果行政主管部门不能公正地来处理医疗纠纷，不能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处理问题，那么只能加剧医患矛盾和冲突。

　　他认为，要解决目前的医患流血冲突，要从制度上入手，解决医患利益冲突的问题，解决清洁医师队伍的问题，解决卫生行政部门既当医院的经营者又当裁判员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健全法律制度，使医疗损害的受害人能够通过正当途径得到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