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电安全管理要靠制度保证

　　——专访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郭位

　　舒时

　　今年3月份，日本的核电站在海啸之后出现重大危机，引发全球对核安全和未来发展的担忧，德国甚至出现了弃核打算。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核电的发展？日本地震是否会阻碍核电在全球的发展？中国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提升核电工程水平？带着这些问题，《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对核工程专家、香港城市大学校长郭位教授进行了独家专访。

　　郭位为电子系统与核能可靠性早衰期研究的先驱，并在纳米可靠性研究上获得突破性的进展。他于2000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之后又获选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及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为极少数同时获美国及两岸院士荣衔的学者。

　　无需因福岛而产生核恐

　　第一财经日报：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后，我们应怎么样看核能的发展？现在不仅是中国，全世界都在讨论核电的安全问题。德国更是要终止核能。作为核工程专家，你怎么想？

　　郭位：到今天为止，核电还是最好的方法，没有什么可以取代的。这个“好”，我指的是无论从发电成本、安全性等方面来看，核能是较优的。

　　你知不知道到今天为止，有多少日本人因为这次福岛核电站事件而死亡？一个都没有！已有两个死亡的，一个是在里面淹死的，一个是得白血病死的，但那个人得白血病已经四年了。但有一个非正式的民调显示，60%的人都认为这次福岛核事件至少导致一万多人死亡，而其实至今没有一人死于核事件。所以很多时候是心理问题。但这也是现实，没有办法。

　　根据联合国的资料，过去50年，因为核电站事故死亡的人大概在5000人。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由于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德国说是不用（本国）核电，但还没有完全获得国会通过，而且即使国会通过，仍有20%多的电力需要法国核电站供给。

　　日报：虽然核电的成本较低，但核废料是否对环境构成潜在威胁？

　　郭位：核废料是不少人担忧的，但迄今为止，核废料的处理还算妥当。但因为带“核”字的东西现在大家都很担心，所以对核废料也就很害怕。我相信未来新的核电厂处理核废料会比较好。目前一般的核电厂核燃料燃烧不到10%，剩余90%都是废料。如果把这个90%都燃烧掉，就没有核废料了。所以，以后的电厂是研究怎么样把90%燃烧掉。

　　这个技术现在还没有完全成熟，但在进展之中，中美两国都号称已有进展。如果可以100%的烧掉的话，世界上的铀矿再烧个三五千年都没有问题。

　　中国需要核能

　　日报：这次日核事故对中国的核电发展冲击颇大，不少国人开始反思本国的核电战略。我们留意到，有不少声音都认为，中国虽然是一个核大国，但还不是一个核强国，你怎么定位中国在核能运用方面的位置？

　　郭位：中国也不是一个核大国。据我所知，中国的核反应堆不超过13个，而美国有100多个，法国有几十个，日本也有50多个。从绝对值来讲，中国不是核大国；从相对值来讲，中国大陆核电占总电力的权重也只有1.8%，不是核大国——连香港这个城市的核电都达到了20%。

　　另外，我讲一个事实。世界上虽然有些国家表示要停止发展核电，但动机各不相同。德国说不要核电，但又要从法国进口核电，因为短期内尚无可以替代核能源的其他能源,这是不是有点以邻为壑啊？

　　日报：考虑到财政负担和就业率两个方面，一些西方国家的清洁能源政策看上去面临停顿甚至倒退，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郭位：我常常问大家，你愿不愿意一个礼拜有两天停电？我想没有几个人愿意。你不可能说又反核，又要有电，又要便宜，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说我们的电费增加一倍，不用核能也可以啊，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赞成。

　　日报：其他国家有没有做得比较好的，可以搭配发展能源，逐渐增加较环保的清洁能源比重？

　　郭位：有，但我们还做不到。我知道有个很有意思的构思，叫做差价收费，即以电力来源决定收费。运作方式是给用户一张表，列出几种发电能源，如水力、火力、生物能等等，还有相应的价格，用户可以选择。比如总数是100度，你希望有30度是绿色能源，30度水力，30度是火力，10度是核能。而1度电的价格各不相同：核能可能是1块钱，填水电的话1块2毛，如果用火力则是4块，绿色能源10块。然后你自己填要用什么样的电力。电力公司收回这些信息后，会根据要求供电。很多人嘴上说要用清洁能源，但最后是否都会愿意出最贵的钱呢？问题是，你觉得可以做到吗？这就好比说你拿500包方便面摆在学生宿舍楼下，旁边放一个盒子说方便面可以自己拿，把钱丢进去就行，这个行得通吗？

　　日报：看来经济问题严重影响能源政策。有什么办法可以突破现状？

　　郭位：世界上发展核能的国家有两种，一种是高度发达的国家，像美国、日本和法国，另外一种是还没有发达，但很想发达而且是发展速度很快的国家，像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只有这两种国家对核能的需求是很大的。因为中国的电力缺得非常厉害，现在中国发展得这么厉害，缺电还这么厉害。所以，对于电力来源，这其实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日报：在你看来，在中国的能源战略中，还是要发展核能？

　　郭位：目前为止，我觉得中国应该强调继续研究，短期之内，核电是逃不掉的。另外，说到能源，我们对节能做得并不好。像我们城市大学曾经推广厨余，中国人常常吃饭时是剩的比吃的还多，所以，我很担心能源。我还常看到很多百货公司，夏天开着空调门还是大开的。还有一些建筑物，对能源的回收可能不是特别重视。我们还要重视建筑材料、能源的建设，就是一方面要创新，一方面要节能。目前我们节能做得不好，创新可以再努力。

　　中国要吸取日本教训

　　日报：那你觉得，中国应该从日本的福岛事故中吸取哪些教训？

　　郭位：首先，中国对核电站的安全，特别是相关人力资源还是非常缺乏的。其次，要强调制度化。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很聪明，但安全这件事不需要太聪明，最重要的是要仔细、要保养，跟聪明没有什么关系，要靠制度化。核电站一定要比较严谨。最后，要有较高透明度。世界上出过三次核电事故，第一次是1979年美国三哩岛核事故，但如果上网查，你会发现，有关报道少得很。原因是美国是最透明的，他欢迎大家来看，如果你都看完了，你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这三次当中，报道最多的是苏联的，因为他不给人家看，反而大家就会瞎猜嘛，对不对？

　　第三次是这次日本，刚开始他们管理方面的透明度也不好，但是他们的新闻报道透明度却很不错，所以外界慢慢也就冷淡了。

　　日报：我相信中国在制度管理、透明度以及在人才方面，均还需要提升。能否进一步介绍一下，在你看来，中国应该如何加强上述方面，能否举一些例子？

　　郭位：核电安全有三部分，一个是核电厂的基建部分，这是硬件；第二个是管理部分，主要指管理机制；第三个是人员问题，当然，管理跟人员都是有关系的，但是我这里的人员主要是指操作员。

　　管理的话，比如说前几天媒体报道称，法国马库勒核电站发生熔炉爆炸事故——其实只是储存室失火，跟核爆炸是两回事。但它一烧就赶快给外界报告，虽然跟核没有关系，这就是管理上很透明，需要这样。

　　还有就是管理方面牵涉到硬件，像中国内地的核电站，世界各国的技术和硬件都有，有来自美国、法国、俄罗斯、日本的，还有中国自己的，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多了解，但坏处是它不兼容。比如你的手机坏了，跟别人的手机零件可能不兼容，不能借别人的。

　　不过这不完全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只是中国这一点可能更严重。如果一个核电站出了问题，隔壁的核电站可能不能支援使用。核电站的发展已经快50年了，它的理论都不难，但是要怎么样算它的危机？怎么避免？这就很有学问了。

　　不仅是跟硬件有关的管理很重要，管理本身也很重要，还有对于人员的培训，要怎么培训？我们城市大学马上就要成立一个核子与危机工程，是香港唯一的此类专业，内地我不清楚，但应该相关专业也不多。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帮忙培训人才，因为中国未来的核电站会很多，缺人才缺得比较厉害。制图/马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