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经济安全

　　记者　金辉　北京报道

　　随着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加快，民族产业持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受到来自各方的挑战，产业安全问题愈加凸显。为了探求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策略，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来自农业、金融业和国际经贸领域的专家学者聚首对外经贸大学主办的“2011中国经济安全论坛”，共同探讨金融风险与产业安全、外资流入与产业安全、粮食安全等方面的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

　　全球已进入粮食市场动荡多变和高粮价时代

　　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已经连续七年增产，今年很可能实现“八连增”。虽然，我国粮食实现了“七连增”，粮食总产量达到10916亿斤。但是，与能源安全和金融安全相比，中国的粮食安全仍然最脆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虽然目前我国粮食供求基本平衡，但是这种平衡非常脆弱。保障粮食安全的资源条件非常贫乏；第二，这种平衡是强制性的平衡。种粮成本越来越高，比较收益不高，对地方财政收入几乎没有任何好处。要保障粮食安全必须有中央和各级政府强力的干预，否则这种平衡马上就会被打破；第三，这种平衡非常紧张。虽然现在小麦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但是稻谷和玉米供求日趋偏紧。

　　四方面因素制约了我国的粮食安全。一是地，二是水，三是种子，四是钱。我国有18.26亿亩耕地，但是粮食播种面积不到16亿亩，人增地减的趋势难以遏制。而且我国耕地的质量也存在严重问题。

　　水资源的制约。经过几十年的治理，虽然大江大河和大型灌区的治理和建设取得了成就，但是对农村的沟、渠和塘的投入太少。过去主要靠农民，现在农民也没有积极性投，这几年严重的旱涝灾害，与水利投入严重不足有关。省、县财政投入有限，中央财政水利投入也是杯水车薪。而且资金投入渠道非常分散，难以整合。

　　种子问题，我国的作物种类小、散、弱，八、九千家种子公司绝大部分没有独立研发能力，我国最大的10家公司的市场份额只占到13%。美国孟山都、杜邦先锋两家公司占有美国60%的种子市场，现在他们对中国市场垂涎三尺，而且已经进来了。

　　粮食安全最大的挑战是种粮成本快速增长，农民种粮的比较效益不高。过去农民种粮不算劳动力成本是因为农村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中国正在告别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劳动力廉价的时代也已经一去不复返。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正在推动粮价整体性的上涨。在人多地少的国家大幅度提高粮食的劳动生产率，扩大粮食的生产规模很不容易。这种情况下，成本提高必然推动价格上涨。如果没有大量补贴的话必然会出现粮食供应的短缺。

　　中国要实现粮食的基本自给必须立足国内。我国每年粮食消费量占到全世界粮食消费量的五分之一以上，占到世界粮食贸易量的两倍左右。但是，世界粮食市场的供给能力毕竟有限，目前中国粮食进口量占全球粮食进口四分之一以上，进口过多国际市场难以完全满足需要。我国已进入粮食资源较高地依赖市场的阶段，其中食用油自给率不到50%，棉花自给率不到60%。

　　全球已进入粮食市场动荡多变和高粮价的时代。从全球粮食生产与消费角度来看，供求偏紧的态势在近期和中期难以改变。2008年以来全球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粮价大幅上涨。现在全球的贫困人口是70年代以来最多的，主要原因就是穷人承受不起高粮价。我国政府的目标是保证人民既要吃饱更要吃好。所以，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的基本自给，即保持自给率在90%左右。要保证百姓吃好吃饱就要统筹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要拓展农业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保证粮食安全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下工夫。第一，完善对粮食生产和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制度。这些年中央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已接近一万亿元，但是公共财政的雨露还没有滋润到全体农民，所以需要继续加大对农村的投入。第二，针对种粮比较效益低的问题，国家需要大幅增加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加强建立健全利益补偿机制。第三，要让农民种自己的地，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主体地位。当前农民在城里还没有扎下根，中国的城市化率还不足50%，盲目地推动公司化和农场化经营无异于一场灾难，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不能美国化、更不能拉美化，必须要保证家庭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经营地位。目前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一些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方式。但是现阶段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要防止工商企业长时间大面积兼并农民的土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刘亚：

　　我国需增强国际金融市场定价权

　　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一个子概念，包括三个维度。第一，金融稳定；第二，金融主权；第三，金融自主性。

　　决定金融稳定的因素包括四方面。微观层面是金融风险，宏观层面是金融危机，国际角度是国外游资的冲击，第四方面是金融创新。其中，金融创新是把双刃剑。它是金融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同时也冲破了现有的金融监管制度。当新的制度尚未建立，监管处于空白期的时候，这种创新往往会带来巨大的负面作用。

　　从金融主权和金融自主性方面考虑，需要关注外资金融机构和国外投资者进入一个国家后在这个国家金融市场上的份额以及所带来的影响。一旦外资金融机构和国外投资者主导或者支配了某国的金融业，那么接下来将影响这个国家的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甚至金融自主性。这次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从希腊的角度看，它的金融不安全主要来自于在市场上它的主权债务大量被国外的投资者购买，因此这个时候它在制度上和市场上已经身不由己。

　　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必须从国际的视角来看待金融安全问题。从微观的金融风险层面来看。对金融风险的控制力是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如果对金融风险控制不好，金融机构丧失支付能力，进而导致银行危机，银行危机则会带来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在宏观层面上，金融危机和金融主权旁落将危及一个国家的金融安全。从金融主权的角度来看，中国长期实行“引进来”的对外开放战略，外资金融机构大量进入中国，外资金融机构和海外投资者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份额和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加，值得我国关注。

　　在国际层面上，现在非常重要的是在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话语权和定价权问题。在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全球性国际金融机构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两个机构中的话语权如何体现一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地位。金融危机以后，我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迅速上升，话语权和影响力日益提高，朱民博士担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林毅夫教授担任了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第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我国需注意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人民币相关产品，特别是衍生品的定价权是否掌握在中国自己手里。美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已经抢先推出了人民币境外的衍生品，而到现在为止中国在这些市场上还没有在定价权上产生影响。

　　中国该如何维护金融安全。首先，要搞清楚哪些因素影响到我国金融稳定，金融主权和金融的自主性。

　　现在我国银行业正在致力于建设针对系统性风险和金融危机宏观审慎的监管体系，目前主要的问题是一行三会机构上的划分。如何在一行三会之间形成合力，共同构建好中国体制下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以此来抵御系统性风险和金融危机的冲击是当务之急。

　　汇率制度和外汇管理制度的建设更多的是针对人民币国际化以后，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如何避免受到更多的外部冲击和国外热钱的流入。同时，我们要注意协调好各种制度之间的衔接和配合，在金融开放过程中要注意搭配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者的关系，在博弈当中我们要通过开放来形成“走出去”，更好地保护“引进来”。目前国际上金融的开放都是相互的，在博弈中形成对等的平衡点。

　　最后，我国还需进一步增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定价权。

　　商务部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

　　“中国制造”要避免陷入“制造业陷阱”

　　传统上看，国家安全主要包括外交的独立、民族的完整、国家主权等概念。现代社会发展以及全球化的新趋势导致安全的概念不断地向经济领域扩展，各国现在高度重视经济领域的安全，包括人口、资源问题、市场竞争、利用外资的政策以及外资兼并可能带来的一些经济安全问题。金融危机之后大国的博弈、竞争更趋激烈，而其中竞争更多地体现在经济领域的竞争。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国际影响力的日益上升，迫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如何保护我国的经济利益。经济博弈是由双方的实力决定的。这些实力包括产业实力和贸易实力等。从评价竞争力的11项指标来看，我国最强的是在出口和外汇储备方面，其它各项指标大都处于竞争力的边缘。这需要引起我们的反思。虽然我国在制造业、出口和外汇储备方面具备了一定的实力，但是我国在这些方面具体情况如何呢？事实上，我国在制造业产业和外贸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目前，我国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或者中后期，虽然产业设备系统完整，但是强项更多地在于中低端层面。虽然今年我国制造业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但是许多基础的加工和关键的零配件制造能力还非常薄弱。大部分的工业中高端以上的设备和必要的配套件解决仍然需要大量进口。而且国内外资企业基本占据了中高端制造业，国有企业，大型的制造业企业主要占据着制造业和大型设备，民营企业占据了轻纺和日用品生产。也就是说我国的创新和关键的核心技术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贸易方面。虽然我国企业贸易规模大，市场占有率高，但是在价值创造部分占比仍然偏低。制造业的价值创造属于中低端，低附加值。上游的研发和下游的销售又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仿佛陷入了“制造业陷阱”。中国制造如何升级，向两头延伸，成为“十二五”期间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如何保证我国在经济领域的安全日益成为政府今后必须高度重视的重大问题。从发展的角度讲，我们还是要坚持对外开放，而且要提高开放的水平，拓展开放的领域，创造一个积极主动的开放环境。中国在开放后虽然有损失，但收益更大。这种发展对提升中国的竞争力和保护国家经济安全都大有裨益。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实力才可以更好地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所以中国还是要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未来的挑战，开放的目的是加快本国的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达到互利共赢。

　　各级政府落实“十二五”规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作要快，要实。如果没有认真落实，那么我们会耽误掉几年宝贵的时间。“十二五”制定的策略非常具有战略眼光，一定要认真地往前推进，今天的世界形势对我们来说是难得的机遇。如果经济发展方式不转变，结构不调整，中国就将永远处于弱势地位。

　　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如果我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大量投入战略新兴产业，奠定起步的基础，有可能比今天发展得更顺利。今天，我们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投入能力与2008年相比很有限，但是即便如此，也要紧紧抓住这次机会。因为这关系到中国整个工业化下一步发展方向的问题。按照其他国家工业化发展进程的规律来讲，从出口结构看，我国还缺少一个重化工阶段。但是，目前石化和石化下游产业都是由外国垄断。所以，如果我国能大量的进口一些先进设备，或者为企业进口设备提供便利条件或者减税，那将会产生新一轮设备更新的高潮，为中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走在世界前列打下良好基础。一方面可以充实国家下一步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又可以缓解我国对外贸易的不平衡问题，一举两得。

　　另外，我国要大力拓展海外发展空间，各种方式的海外投资齐头并进。国家应放手让民营企业在海外拓展，为他们提供便利和宽松条件。为国有企业在海外兼并、融资提供适当的支持，但是要控制风险。按照国际上对跨国公司的定义，要求其40%的盈利来自于海外。国内企业真正称得上是跨国公司的非常少。目前，国家需重点支持中国企业在海外营销网点的建设。一旦，有一天中国能产生一批真正的跨国公司，那时中国将真正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