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美国应重新检视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冯郁青

　　巴尔舍夫斯基出身律师，是1996~2001年间美国首席贸易谈判专家和主要贸易政策制定者。她因与中国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谈判而扬名。

　　中国加入WTO后在经济上取得了突飞猛进，而巴尔舍夫斯基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美国也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她的出众谈判技巧被哈佛商学院引为教学案例，哈佛法学院授予她“伟大谈判专家”荣誉称号。

　　在中国入世十周年之际，《第一财经日报》采访了这位当年的美国贸易代表。她为人谦和，没有想象中谈判专家的咄咄逼人，说话语速平缓有力。

　　她对于中国入世后经济发展的腾飞感到惊异和赞叹，也重新回顾了10年前那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中国入世谈判历时十数年，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曾感叹过，入世谈判把“黑头发谈成了白头发”，而对于巴尔舍夫斯基来说，1999年春天中美谈判的功败垂成尤其让她痛心疾首。

　　1999年3月，中美高级贸易代表团就降低关税、进一步放开农业、电信、金融和保险市场进行谈判。随后4月份朱镕基访美，双方签署“中美农业合作协议”并就中国加入WTO发表联合声明，美方承诺“坚定地支持中国于1999年加入WTO”。

　　紧接着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与朱镕基通过电话达成一致：双方应进行紧张的谈判来解决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会谈的遗留问题。但是最终克林顿迫于国内的政治压力而临阵退缩。随后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使谈判中断五个月。

　　不过，最终双方能够重新回到谈判桌前，也使巴尔舍夫斯基意识到中美两国密不可分的联系。而在谈判过程中，她和朱镕基总理，以及中国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吴仪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和理解使中国的入世成为可能。

　　谈判过程

　　有很多高潮低谷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入世谈判历时十多年，在这个谈判的过程中必定经历了很多艰难曲折，你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时刻可以和我们分享？

　　巴尔舍夫斯基：在谈判的过程中有很多高潮低谷。最突出的就是在1999年春天的谈判中断。1999年春天，当时朱镕基总理就在华盛顿，而克林顿总统不同意谈判的结果。几周后，又发生了美国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件，给中美关系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也影响了入世的谈判。几个月之后，克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主席决心解决这种政治上的困难局面，双方领导人都认为中美应该继续就入世进行谈判。

　　日报：谈判中断了多长时间？

　　巴尔舍夫斯基：谈判停止了5个月左右。这件事情我印象极其深刻，这显示了在紧张关系时刻双方最高领导的远见和领导力的重要性。因为两位元首非常坚决地要在中美的所有关系方面都往前看，我们才能够重新进行谈判。在谈判停止的这段时间，我感觉非常沮丧和困难。其实我们谈判已经非常接近成功，朱总理在华盛顿，很轻易地就可以完成谈判。但是因为那时美国比较特殊的政治压力，使克林顿总统不同意这个协议。从另外一方面讲，双方能够克服这些紧张关系，相对轻松地重新回到谈判桌前，也显示美国和中国需要合作，双方都渴望减轻这种紧张程度。这种态度对于当今的中美关系依然至关重要。

　　朱总理的

　　远见使谈判得以继续

　　日报：你怎么看你的中方谈判对手，朱镕基和龙永图？你对他们的印象是什么？他们是很厉害的谈判对手吗？

　　巴尔舍夫斯基：他们是非常厉害的谈判对手。龙永图在十几年间从头至尾地参与入世的谈判，是个非常精明强干的对手。他了解美国的政治体系，对美国的政治生态也有相当的敏感度，这对于谈判非常有帮助。他极力保护中方的利益，是个非常棒的谈判专家。

　　朱镕基总理直到今天仍然是最受人尊重的世界领袖，我非常荣幸能跟他共事过。他非常有才华，非常直截了当，是个非常执着、有远见的领袖。而就是这远见使谈判在最后几乎快要崩溃时得以继续进行下去。在谈判的最后阶段，我和朱总理之间已经建立了相当的信任感，当他说中国不能接受某些条款时，我知道中国真的不能。而当他说中国可以做哪些的话，我知道中国可以。他对我也有同样的信任。最后我如果说美国必须要这样，那样，他理解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样的互相信任，使得到最后双方都明白了对方所说的就是真实的底线。

　　日报：这样的理解和信任在谈判双方是否非常难达成？

　　巴尔舍夫斯基：这确实不容易，但是这种理解和信任是在谈判过程中慢慢建立的。在我和龙永图之间，我和吴仪之间经过多年的谈判慢慢建立了双方的信任。而就是这种信任使得我和朱总理能够将谈判在最后关头向前推进。比如，美国希望能够在中国电信业的某些领域拥有51％的份额，朱总理到最后跟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中国不可能这样做，我明白这是真的。

　　同样的，中国希望美方去掉特殊保障措施 (safe guard mechanism)，但这对美国来说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的话，永久最惠国待遇不会在国会通过，当我这样告诉朱总理时，他知道这是真的。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谈判，双方都在冒险，而到最后中美之间能够建立这样的信任而达成了双赢的协议。这对于以后的双边关系都有借鉴的意义。

　　中国经济

　　强劲增长对全球至关重要

　　日报：当你签署协议的那个时刻，你意识到这个协议会给中国带来这样巨大的变化吗？

　　巴尔舍夫斯基：我当然认为这会加快中国的增长，因为加入WTO是建立在中国已经进行的经济改革基础之上。加入WTO意味着中国的改革要深入到经济的所有层面。当时中国的改革已经带来很多经济增长，加快改革的进程无疑对中国的增长极为有利。

　　日报：中国加入WTO后的经济增长有没有让你感到惊讶？

　　巴尔舍夫斯基：我所惊讶的并不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多么强劲，而是中国增长的速度。我当时认为中国的经济会有腾飞，但是没有料到会以这样的速度。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非常伟大，但是这其中的一部分增长是始于中国内部的经济改革。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是，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个较好的经济改革基础。

　　日报：你认为中国加入WTO之后的经济增长是否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

　　巴尔舍夫斯基：对世界经济产生的是结构性的变化，亚洲的经济和中国更加融合在一起，将中国视为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这是非常新的经济图景。当然，中国经济的成功提高了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在国际政治体系中也提高了中国的外交实力，这在全球经济中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自二次大战以来，是西方经济尤其是美国引领世界经济的增长，而现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之一，这也是很新的现象。假以时日，其他的新兴国家也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比如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等其他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经济体。尤其重要的是，当西方经济衰退，或者增长极为缓慢时，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强劲增长对于全球经济至关重要。

　　中国已大踏步

　　迈向市场为主的经济

　　日报：十年之前，当你和中国代表进行谈判的时候，哪一部分的谈判是最艰难的？

　　巴尔舍夫斯基：中国担心如果外国企业太快进入中国的服务业市场，中国将不能发展自己的服务业，这是对中国代表也是对我最具挑战的部分。中国在那时很不情愿开放其服务业，现在我们看到不仅是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中国企业自己在这些领域也因为借鉴外企的专业和技术水准而有很大的发展。最后这证明对中国是很有利的一步。但是10年以前，中国对服务业的市场开放是很忧虑的。

　　日报：中国有没有行业没有受到WTO的影响？

　　巴尔舍夫斯基：WTO的规则和市场开放的承诺是很广泛的。汇率不属于WTO的控制范围，但是经济的绝大部分都受到WTO的影响。

　　日报：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界定在当初谈判中争议很大，这个界定在谈判中怎样不断发生变化？你现在是怎么看待中国如今的市场经济地位？

　　巴尔舍夫斯基：当年的谈判延续了很多年，中国的经济和现在完全没有可比性。国有企业占绝对的主导地位，私营企业还远远没有发展起来，其他的因素也都不像现在这样成熟。从美国的角度看，很难在那时认同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而现在情况完全不同，我认为根据美国的法律机制，可以认同中国有些产业是属于市场经济。所以非市场经济地位已经不太符合中国现在的情况，中国已经大踏步迈向市场为主的经济，我认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重新检视这一问题。

　　日报：你对于中国过去10年内国有企业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巴尔舍夫斯基：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革，减少了国企的数量。即便在那时，改革也是有限度的，那时国有企业获得的贷款优先。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通过借贷和其他方式对国企的强化，而私有企业很难获得信贷以及很多其他机会，这是非常不幸的。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有效利用资源，国有企业一般来说是效率低下，生产率低。而私有企业则更有效率，生产率也更高。而中国应该强化的是这些高效率、高生产率的私营企业，国有企业的重新崛起是让人忧虑的局势，对中国的经济不会有利。

　　日报：你曾经说过，中国加入WTO，美国的目的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并且让中国能够融入国际体系，你觉得美国有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

　　巴尔舍夫斯基：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改革方向大体来说是和WTO的规定相符的，而且是和西方的经济走向越来越重合。这让物品和服务的自由流通成为可能，给了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企业一些常识性的规则和相同期望，这对于商业来说是很重要的。在有些领域，中国的实践和西方的观念不同，比如国有企业的重新强大，或者本土创新的项目，在国际体系中不太被接受，但是总体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正在越来越和国际的体系和常识接轨。

　　日报：这好像是个双赢？

　　巴尔舍夫斯基：这是一个极大的双赢。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时代，中国以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方式在国际体系中重新以强国姿态出现，而且非常快速、强劲。这对于中国造成了挑战，也对习惯于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西方带来了挑战，双方都需要做一些调整。

　　中国仍是

　　一个发展中国家

　　日报：对中国来说比较容易的改革已经进行完毕，接下来是困难的改革推进。过去10年中，中国的制造业突飞猛进带动增长，在未来中国是否需要增长方式的改变，而世界是否也适应中国从制造者向其他比如投资者的角色转变？

　　巴尔舍夫斯基：我们已经开始看到中国有些增长来自高附加值产业，比如大规模运用知识产权的产业，更有创意的产业在迅速发展。中国的制造业正在向西部转移，东部沿海地区正在转向高端的制造业，或者高科技行业。我认为这种改变的趋势会在未来5到10年内加速。

　　日报：中国的海外投资在2010年达到了600亿美元，世界怎么看待中国作为投资者的角色？

　　巴尔舍夫斯基：中国未来将会大规模地增加海外投资，中国需要投资大量的美元储备，而且也是展示中国经济强大的一种方式，还可以帮助中国企业能够在全球市场上参与竞争。这意味着中国企业本身也会慢慢掌握最先进的技术和全球知名的品牌，这会增加让人民币更具有弹性的呼吁。

　　对中国政府和企业来说，海外投资最大的挑战是怎样在投资方面更好地应对外国政府，不仅要理解这些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而且他们的政治状况，和当地的政府合作来使投资顺利通过。中国没有能够利用有经验的顾问和指导来帮助这一进程。如果中国希望在美国、加拿大、欧洲有更多成功的投资，那就应该对不同的政治系统有更好的掌握。

　　日报：美国是否也从中国加入WTO中受益良多？

　　巴尔舍夫斯基：美国的出口在过去10年内大幅增加，这无疑是由于中国加入WTO后的市场开放，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也非常可观。中国目前主要还是以投资出口为主的增长模式，在中国向国内消费的增长模式转换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阶段。那就是较少依赖出口，较多地依赖国内消费者支出，会有更平衡的经济出现。

　　日报：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未来在国际上将承担多大的经济责任？

　　巴尔舍夫斯基：中国在目前的情况下对担当世界领袖的责任并不感兴趣，中国更关注的是内部的弱点和经济利益。中国还没有决定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程度来完成其国际责任。我认为中国需要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扮演更积极的桥梁作用。中国是巨大的世界级经济体，同时其人均GDP虽然增长快速，可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为双方更快速的增长起到桥梁作用。

　　日报：你怎么看待中国内部严重的贫富不均？WTO是否扮演了角色？

　　巴尔舍夫斯基：我不认为WTO在这方面扮演了什么角色。WTO和贸易是增长引擎，是将经济的饼做大，但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的饼是怎么分配的，不是一个国际上的问题，是一个国内问题，国内法律来管理的范畴，怎么将迅速积累的财富更平衡地在内部分配。对中国来说，是在中国自己的控制，美国也是在自己的控制之下。收入分配在中国和美国来说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对两个国家来说，都需要更明智的经济与税收政策和更好的社会安全来保证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能从经济发展中获利。

　　巴尔舍夫斯基简历

　　

　　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1972年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

　　1975年毕业于天主教大学法学院(Catholic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1996~2001年间是美国首席贸易谈判专家和主要贸易政策制定者。在主要的一些市场中参与了数百起复杂的国际贸易和商业协议谈判，从日本和欧盟这些庞大贸易体到非洲、拉美和中东地区最小的国家。

　　出众的谈判技巧被哈佛商学院引为教学案例，哈佛法学院授予她“伟大谈判专家”荣誉称号。此外，其他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如耶鲁大学法学院、沃顿商学院也以不同形式给予赞美。

　　曾任若干家美国大企业董事会董事，包括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 Company)和英特尔等跨国公司。

　　也曾担任Wilmer Cutler Pickering Hale and Dorr LLP律师事务所资深国际合伙人，为客户提供全球战略和商业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