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问题反映出的治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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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9-26

　　最近，一场围绕“税收痛苦指数”的争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这场辩论的缘由，却是2009年美国《福布斯》杂志亚太版发布的“税负痛苦与改革指数”排行榜。该榜单中，中国综合名义税率之和，在榜单所列的50个国家或地区中名列第二，仅次于最高的法国。

　　这份两年前的榜单，被“好事者”认为是中国税负之痛的又一力证。但很快，不断有专家对榜单进行批评，认为其片面地将“税收”等于“痛苦”、未考虑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的区别。并且，榜单将适用于少数人群的高边际税率作为依据、将税率简单相加等做法，得出了错误的各国税负比较结果，夸大了中国的税收负担。

　　为什么这场口水官司会在事发两年之后出现？这与近来社会对税收问题的诟病不无关系。近两个月来，与人们切身利益相关的税收，总在挑动人们的神经，比如前段时间引起非议的“月饼税”、“房产加名税”……而近几天，最新的全国财政收入数据公布后，有媒体预测今年全国财政收入将创10万亿元新高。

　　税收猛涨、物价猛涨，人们的收入却增长缓慢，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甚至还有扩大趋势，难怪老百姓会有“痛苦”之感，这种“痛苦”居然还被外国媒体用数据“证实”，自然会引起关注。而且，事情就怕比较，税收负担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原来我们生活在一个税负痛苦如此之高的国家。

　　但在专家看来，税负是没有痛苦的。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认为，如果认为纳税“痛苦”，就是否定政府收税的必要性，其实是鼓吹无政府主义。这个逻辑我们不敢苟同，纳税当然有痛苦和不痛苦之分，痛苦与否要看税收轻重，否则，孔子所见避苛政甚于猛虎的妇人、《捕蛇者说》中冒死捉蛇的蒋氏，苦从何来？

　　《福布斯》榜单的计算方法，被专家批评得最多。社科院财贸研究所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认为，该榜单有几个重大缺陷，其一是现实中名义税率比实际税率高，其二是榜单选取的是最高边际税率，但这只适用于很少的纳税人，其三是榜单不分权重地对各税种的税率简单相加。

　　我们想知道的是，其他进入榜单的50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的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就没有差别吗？他们的最高边际税率就适用于大部分人吗？他们的各税种权重在计算上又和我们有什么不同呢？当用一把尺子衡量所有人时，个子矮的人责怪尺子不对，算不算胡搅蛮缠？

　　专家们还说，要用“宏观税负”来考察一国税负的高低，即以一国税收总量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来表示。但不要忘记，我国宏观经济结构与他国不同，大部分经济总量来自于和老百姓无直接关系的“投资”，而税收的重头却在和老百姓有直接关系的消费上。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社会保险的成本，很大一部分都在商品价格中转嫁到老百姓头上，这个意义上的宏观税负，哪位专家又认真计算过呢？

　　我们并不是想说《福布斯》的排名就正确，任何排行榜（尤其是媒体主导的）都是某种数据和逻辑的结合，它只能让我们看到事物的一个侧面，供我们参考或娱乐，对其太过认真反而是自寻烦恼。

　　有趣的是，官方专家们对这份“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却过于敏感，除了对其方法大加驳斥之外，反复强调“公众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的支出大幅增长”，仿佛这就是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的道理所在。

　　从古至今，当权者的治理思想就是自上而下的，似乎只有集中力量才能办大事，只有权力和财力集中在中央政府手里，才是治理好国家的唯一办法。从我国当前的财政收入结构来看，依然是中央政府的比例高于地方政府，省级政府的比例高于地市级政府，所有的大事情、大问题，都要由“上面”来解决。

　　集中力量是可以办些大事，近五年来政府在义务教育、医疗、社保和农村事务上的投入，以及对一些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是中央政府主导、集中财力办成的大事。但是，政府机构在公款吃喝、公车使用和公费出国的三公消费也是每年过万亿，能如此豪迈的花钱恐怕也是托“集中力量”之福吧。

　　税收是一种治理思想的表象，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的背后，是政府对“集中”上瘾般的偏爱。也许当权者认为，这种集中是给老百姓带来“幸福”的最佳途径，人们如果不觉得幸福，真是误解了其良苦用心。

　　理智的人都不会反对政府收税，但税收的原则首先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用多少、如何用，也应该以民为先。能让百姓办的事情，政府不要办；能让地方办的事情，中央不要办。政府只有先克制自己花钱的欲望，节制自己收税的规模，进而做到让利于民，才能真的让民众感觉到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