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百年教育陈永杰

　　中山大学陈永杰

　　最近几年，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以前读过的中学或大学要举行八十周年、九十周年甚至百年校庆了，诚邀校友们回访母校。巧合的是，这些在人们心目中属殿堂级的学校，似乎都涌到一起来庆祝。只要细心思索一番，便会发现现在绝大多数的“名校”，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追根溯源，大多均在清末民初建立，亦即辛亥革命前后的十余年间。然而，有趣的是，这些学校在出版校庆纪念专刊时，虽然很多都喜欢从清末的某某“学堂”开始计算校史，但当言及引以为傲的校训和校风，尤其是办学宗旨时，提的却都是民国某某“学校”或“大学”的版本，对以前那个拖了条长辫的“学堂”多有回避。翻开著名校友的那几页，最拿得出手的，无论是思想大师抑或实业之才，几乎清一色在民国培养出来。掩卷之余让人不禁慨叹，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辛亥革命与百年教育

　　校史，大概就像人的寿命一样，在中国人社会总是越长越好；但校誉和校友，却只有那些经得起百年岁月冲刷，够得上称为普世价值的，才能赢得后人的敬重与珍爱。清末和民初的教育改革，何以其立意高下立判，分水岭正是1911年那场改变政体性质的辛亥革命。

　　百日维新溅血收场，但一批愿意正视世界潮流的现实的清廷官员，仍不断试图与立宪法派结合，以“新政”的方式来推动大清帝国的近代化，以应对各种内忧外患。在这种背景下，清廷于1902公布了由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这场改革不可谓不大，张百熙在其《进呈学堂章程折》中充分表达了要以西方教育经验垂范中华学制的决心，“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这场改革，不但要在纵向上改变科举取士的制度，还要在横向的学科设置上推行新的规范。可以想象，这些来自满清统治者的革新决心，情辞恳切地和应着外界办新学兴国的要求，能给当时的仕林学子带来多大的震撼。

　　然而，“壬寅学制”的局限却也是致命的，“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学之学为基”。像清末推行“新政”的其他官员一样，张百熙致力于使大清帝国拥有像欧美列强一样完备的学校体系，以便为国家的各行各业输送专业人材，但却不允许这些学校在忠君尊孔上有丝毫的动摇。于是，“新政”说到底只能是一场提高效率的行政改革，不会是当时知识界所期望的政制改革。“壬寅学制”，始终是以培养学生对封建王朝的孝忠为本位，经世致用仍然是整个教育的主轴，外界看到的，是学校的独立自主完全只字不提，更遑论教育为现代社会培养一个具公民素质的人这种必须有的主题。

　　严复对这种“中体西用”的文化观持批判态度，他认为这两者“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止”，认为应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把人的发展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忠君。诚如章开沅所言，没有近代化的人，就没有近代化的社会。清廷的这场教育改革，想要的是有各种专业知识，但却从不质疑忠君思想的人。不过，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教育制度能办得成这件矛盾的差事，清廷的改革诚意，到了这一层次便露底了。

　　“壬寅学制”十年之后，中国进入共和时代。1912年1月，上任不过3天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任命蔡元培为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蔡元培与其教育部的同事们随即制订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公布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宗旨，核心关注在于塑造现代社会的公民。这与清政府时期教育制度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宗旨形成鲜明对比。如此一来，一大批旧式学堂随之升格为现代意义上的学校，一大批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诞生，一大批充满着人格魅力的校长也随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与1909年相比，1912年全国学校总数增加了28000多所，达87000余所，学生数也从160万上升到290万。中国教育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蔡元培在其《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中针锋相对地提出共和时代教育不应再是“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而应是“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例如，清末教育的“忠君”、“尊孔”，显然就与共和政体下人民做主、信仰自由的原则相违，必须去除。辛亥革命之后，小学读经科遭废止，奖励出身的制度也被废除，“权利与义务”及“公民道德”，成为了教育的核心价值观。即使后来军阀混战，民国教育仍然得以继续发展，更因权力分割赢得了广宽的自主空间和更大限度的言论自由。民国教育的质量有目共睹，时至今天，能称得上名校的著名中学和大学，鲜有不是始建于民国时期的；近年来不少家长批评中小学教育水平下降，转向“在家学习”，使用的教材居然不少是翻印的民国教科书。

　　如果不是辛亥革命，这一切恐怕难以发生。满清末年，世事纷繁，但从慈禧太后斩杀六君子开始，有一件事是很清楚的，就是清廷统治者的主要关切是如何维持满人的统治地位，甚至更具体地讲，是爱新觉罗氏的子孙能继续做“宰制于上”的实权皇帝。他们一边似乎在响应着外界的改革呼吁，另一边却在炮制皇族内阁，以便进一步集权。要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建设一个教育系统，培养个性解放、自由发展和人格健全的公民，只能是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