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生取义 慷慨悲歌的福州人

　　□实习生 黄妍本报记者 刘晓霞/文 陈景/图

　　一场革命席卷全中国，从武昌起义到时隔一个月后福州光复，始终都有福建人的身影，尤其是福州人表现尤为活跃。

　　究竟福州人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了何种角色？为何福州人在这几场起义中表现活跃？福州光复是一种偶然还是必然？

　　“光复福州绝对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研室主任李宝艳副教授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她认为，无论从历史积怨，还是从经济、文化等方面分析，这场革命的爆发都是一种必然。

　　福州人参与革命者绝不会少

　　1911年4月27日，广州爆发革命。革命军目标很明确，总督府衙门。岂料这里早已人去楼空，革命军转身出来，与清巡防营大队人马相遇，展开激烈巷战。

　　密集的枪声响起，一颗子弹打中林文的身体，他倒下了。方声洞奋勇当先，在黄兴的带领下冲进总督府，最后中弹身亡。同样，一颗子弹打进林觉民腰际，他被捕了。几天后，他就义于刑场。

　　三个幼年同学、青年战友，三个福州人，再次以最壮烈的形式完成了统一，这一次他们统一于死亡，那一年林文和林觉民25岁，方声洞26岁。而据了解，仅总督府一役，福州乡亲殒命者多达二十余人。

　　如今已无从考证，当初跟着林文、方声洞、林觉民一起踏上去往香港的船只一共有多少位福建乡亲，又有多少福州人。后来，他们被集体埋葬在黄花岗，直到民国11年（1922年）春才查出的黄花岗这72名烈士的名字，其中广东人最多，福建次之。

　　此后，福州也爆发了起义，推翻了满清统治。在这场翻天覆地的变革中，在全国各地爆发的起义中，都有福州人的身影。

　　李宝艳说，现在很难统计出当年革命遍地开花时究竟有多少福州人参与其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从广州一役推断，绝对不会少。

　　“匡屋为满洲营” 矛盾一触即发

　　满清入主中原后，设立了一套用于监视汉人的八旗驻防制度，为防患福州人民反清斗争，清统治者特派出一支部队，在福州设立旗营。

　　李宝艳介绍，当时的驻扎地点在福州较为繁华的东门、汤门、水部门一带，原本住在这三处的居民都被迫迁移，清兵入驻后，“匡屋为满洲营”，并增设了最高武官“镇闽将军”。

　　至乾隆三年，清朝廷又抽调4000多人进驻福州仙塔街、井大路与东街口交界路口，以东至晋安河畔，南至水部门，北至汤井门一带的广大地区。大片土地成为旗人专属区，专属区的主要出入口，即仙塔街、井大路和东街头交界入口设置关卡，旗兵日夜把守，旗营界内汉人不准居住，只允许通行，出入还必须接受盘查。

　　在这样严重分隔之下，清军与当地百姓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李宝艳说，如今在东街依旧保留着“旗汛口”的地名，就是因为这里是分界线。旗人都生活在界内，汉人挑着米、菜等生活物资叫卖，也只能走到界限边缘。一旦未经允许违规进入界内，轻则遭到毒打，重则被判刑。

　　李宝艳说，在这样的限制之下，福州城内存在着一道无形的裂痕，隔阂逐渐产生，再加上一些旗兵强抢汉族女子事件的发生，矛盾一触即发。

　　这样的积怨，让福州的革命之火一经点燃，就迅速蔓延开来。

　　温婉以外也有慷慨悲歌的一面

　　一般说来，南方人多温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

　　那为何在革命中会出现如此之多福建人的身影？尤其是福州人，表现尤为活跃。林文、林觉民等都是土生土长的福州人。

　　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张帆在《辛亥年的枪声》一文中直接予以反驳：“ 肯定存在某种偏见。”他提到，福州人的来源中有一部分是在魏晋时期，北方战火蔓延，一些富庶的名门望族逃到南方，然后陆续安家在此。这些经历过战火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出手，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不会反抗。

　　他说，单举广州起义为例，林觉民就从福州乡亲中召集到义士，他们有的精通拳脚功夫，有的性格刚烈，他们聚在一起跟随林觉民远去香港，颇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意味。

　　不仅如此，这批汉子还粗中有细。例如林文，他写过一首《雪花歌》：“极目中原事，干戈久未安。豺狼当道路，刀俎尽衣冠。大地秦关险，秋风易水寒。雪花歌一曲，听罢泪漫漫。”如果不是用福州方言诵读，人们肯定会将作者想象成一个关西大汉。

　　既富有勇气，又富有诗才，可谓智勇双全，张帆在文中认为在福州人身上表现得最极致的，莫过于林则徐。虎门销烟，这位民族英雄带着福州腔调的声音下令，“抬出大炮！”炮台上的大炮昂起头来，军舰上的英军相顾失色。因而，谁敢说福州人无慷慨悲歌，谁还会怀疑福州人缺乏这样舍生取义的勇气？

　　开放的口岸 开通的思想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被逐渐蚕食鲸吞。福州作为东南沿海城市，首先成为被迫开放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福建省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陈孝华说，通商口岸是中国近代史的特殊产物。这一次开放，为小城福州带来巨大变化。

　　据《福建史志（1911）》中的一篇文章记载，1854年后随着茶叶出口贸易的展开，洋货出口开始发展。当时英国驻福州领事的报告中指出，1856年到1859年，福州进口货值逐年上升，根据各种资料估算，从1853年到1869年间，经福州出口的茶叶总值约4740万元，平均每年达590万元。也就是说仅福州一地外商对华贸易，每年就有400万-500万元逆差。为弥补这一巨额逆差，西方列强依仗其在华种种特权，在福州肆无忌惮进行各种形式经济侵略。

　　更大的变化在精神上，欧洲的民主自由思想伴随着开放的口岸进入福州，也在逐步改变着福州人的思想。也正是这种思想，让他们最终选择了革命，推翻了腐朽的封建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