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老根弥壮

　　不久前，重新修订的《新华字典》第11版上市了，因为热销很多书店把它放在最显眼的地方便于读者购买。销量逼近5亿册的《新华字典》，是当今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

　　自1957年与《新华字典》结缘以来，商务印书馆和《新华字典》携手走过了54年。毫无疑问的是，《新华字典》因商务印书馆而更加充满活力，商务印书馆因《新华字典》而更加著名。

　　像《新华字典》一样，从《辞源》到《现代汉语词典》，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到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从《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到众多小语种工具书，这些影响了亿万国人的书籍，也不断擦亮了商务印书馆这家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

　　中国现代出版从这里开始

　　商务印书馆的所在地是读书人常常流连忘返的地方。墨绿色的标志，古色古香的楼宇，书一般的雕塑上镌刻着“中国现代出版从这里开始”。沿着时光之轴，穿越3个世纪，一个历史瞬间载入了我国现代出版业的史册——

　　1897年2月11日，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排字工人夏瑞芳等人集资3750元，创立了一家小小的印刷作坊，起名为商务印书馆。1902年，翰林出身的张元济加盟，创办编译所、印刷所和发行所，一家规制初具的现代出版企业由此诞生。

　　商务印书馆设立之时，正是甲午战败、内外交困、民族图强的时代。秉承“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信念，商务印书馆编制新式教科书、开办新式学校，出版《最新教科书》，该书盛行10余年，行销数百万册；191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新字典》，由此改变了国人查字主要依靠《康熙字典》的局面；出版严复所译《天演论》，从1905年到1921年16年间重印了20次。

　　商务印书馆首聘外国技术专家，率先使用纸型印书、自动铸字机，第一个采用胶版彩印。鼎盛时期，商务印书馆在全世界拥有36家分馆，总分支机构1000多家，占全国图书市场份额的64%，成为亚洲最大的出版社。

　　创立于1904年的涵芬楼，原本是商务印书馆的资料室，其所藏善本近50万册，历代珍本、抄本、秘本，价值连城，12卷濒于失传的《永乐大典》更是稀世珍宝。后更名为东方图书馆对公众开放，以其收藏之富、藏品之精享誉亚洲。

　　1932年日军进犯淞沪，东方图书馆作为商务印书馆乃至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列为重点轰炸目标。当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曾叫嚣：“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才永远不能恢复。”炮火中，除移藏于银行保险柜的5000余册精品得以幸免外，包括大量善本在内的46.3万余册图书均化为灰烬。

　　沉重的打击并未使商务印书馆人屈服，商务印书馆在战火中辗转立足。新中国成立后，迁至北京，按照全国出版业的分工，在翻译出版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和编纂出版中外语文工具书领域深耕细作，修订《辞源》、出版《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等。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转企改制中迸发出巨大活力。

　　跟随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漫步于馆史展厅，如同翻开了一卷卷中国的近现代史。商务印书馆以其存在和发展以及数万种的出版物，不仅见证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创立与发展，而且见证了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中国的百年发展。

　　为创新抒写时代注解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进入商务印书馆一层大厅，张元济的诗句和一组组老照片映入眼帘，茅盾、郑振铎、叶圣陶、吕叔湘……这些我国文化星空中的耀眼明星，都曾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紧密相连，他们为“昌明教育，开启民智”所作的努力，他们为民族振兴所进行的求索，已化作无形的动力激励着新一代商务印书馆人。

　　“商务印书馆能够走到今天，有一个重要的价值理念那就是创新。”于殿利说，“在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上，不少开风气之先的举措，体现了商务印书馆人永不停止的创新步伐，这种创新精神本身就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在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注解。”

　　2002年出版的《新华新词语词典》是余桂林进入商务印书馆参与完成的第一部书。当年，从厦门大学到商务印书馆辞书编辑室工作的余桂林，被办公室里占满整墙的铜把手书柜以及几十万张蝇头小楷制作的资料卡片震住了。现在，他更多地使用数字化手段，通过语料库工作。

　　李娟博士所在的科技图书编辑室，前身是商务印书馆地理编辑室，因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而设立，随着旧出版任务的完成和新编辑市场的要求，2003年正式更名。从地理到科技，不仅仅是名称变了，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思路随之改变。第二年，商务印书馆营销策划部应市场而生。

　　既要继承优良传统，又能顺时应变，商务印书馆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取得独家授权，引进代表国际经济前沿的哈佛经管图书；在当前全世界学汉语的热潮中，成立世界汉语教学研究中心；在上海、武汉、太原等5地建设分馆，拓展连锁经营的区域和范围……

　　无论是对产品的研发、对版权的重视、对营销的革新，还是对信息化管理的投入，商务印书馆的每一次创新都源于市场，每一次改变都面向市场。

　　今天的商务印书馆人正经历着从“事业人”到“企业人”的转变。一年前，商务印书馆的员工全员签订了劳动合同，两周前，出版社为员工们上了企业年金，“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我们一直寻求更高效率的编辑模式，适应快节奏的市场需求。”商务印书馆总编室主任刘祚臣对记者说。“改革让每一个年轻人都有了发展的平台。”余桂林现在是汉语出版中心的主任助理，他觉得虽然和以前相比编辑的速度和效率都提高了，但更忙碌了。李娟说，“过去想的是对作者负责，出好每一本书，现在更要考虑对商务印书馆的品牌负责。”

　　百年不变的是文化担当

　　今年3月，商务印书馆启动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十三辑入选书目的论证工作。“我们这一代人曾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受益者，现在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参与者。参与其中主要是因为我们总想做点事，让中国人把眼睛睁得更大些，总想走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这个事业上，我们已经和商务印书馆绑在一起了。”在论证会上，清华大学教授刘北成的话在与会者心中激起涟漪。

　　1982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50种。丛书刚一面世，当即被一抢而空。一些作为基本教学用书的著作更是广受欢迎，武汉大学和华中工学院得知《经济学》出版的消息立即联合行动，派专车在武汉市及郊区各书店搜购，仅仅购得500本，无法满足师生们的需要。如今，这套丛书已出版12辑500余种，被列入国家重点出版项目，被美誉为一个民族重新崛起时必需的一项文化奠基工程。

　　刚刚落幕的第21届哈尔滨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商务印书馆今年推出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裹挟在市场经济大潮之中，正当他人忙于出版畅销书时，商务印书馆何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汉译世界名著汇聚了几代学人的心血，滋润了几代学人。但仅仅介绍西方文化还不够，我们还要整理自己民族的学术思想。”于殿利说，“中华民族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有没有足以傲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学术著作呢？答案是有的，只是鲜有人进行系统地整理与出版。这里原因很多，如学术图书很难挣钱、整理学术图书难度较大等，但这个事情我们愿意来做而且有信心做好。”

　　从当年出版《天演论》为中华民族带来反抗旧社会的思想武器，到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的出版，无不彰显着商务印书馆秉承“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100多年来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