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预期”学派两位经济学家诺奖折桂

　　虽然不是诺贝尔遗嘱中提到的五大奖励领域之一，但在欧债危机和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大背景下，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疑是世人的关注点之一。

　　北京时间昨晚7点，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教授托马斯·萨金特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分享了这一荣誉。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佩尔·克鲁塞尔表示，两名获奖者的研究成果解答了许多有关经济政策与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问题，例如提高利率或减税将对国内生产总值和通货膨胀产生何种影响，中央银行调整通货膨胀目标将产生何种后果等。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委员会在声明中说，萨金特展示了如何利用结构宏观计量经济学分析经济政策的持久影响，这种方法可应用于政府或企业随经济走势变化调整自身预期和政策。西姆斯则以向量自回归模型为依据，来分析经济如何受短期经济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例如，西姆斯等研究者运用这种方法检验中央银行加息所产生的影响。他们发现，加息后，通胀率通常需一至两年才下降，但经济增长率会在较短时间内降低，并需大约两年才能恢复到先前增长水平。

　　评选委员会声明说，尽管萨金特和西姆斯各自展开研究，但其成果形成互补。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他们的研究成果已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采用，如今已成为宏观经济分析的必要工具。

　　此次获奖的两名美国经济学家在所有“预言家”的意料之外。这就是诺贝尔奖，就像一个永远猜不透的谜，让人难以预测。

　　肉价为何大起大落养殖户理性预期不足

　　这次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人，有很多共同点，均为美国人，其中萨金特是理性预期学派领袖。

　　何为理性预期？它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有什么作用？不妨来听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晋川深入浅出的解释。

　　从1998年开始，浙江大学每年都有全校学生预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有奖竞猜活动，史晋川教授为最先发起人。

　　昨天晚上7点多，还在上课的史晋川一接到记者的电话采访，就明白了来意，萨金特这个名字和他研究的领域，史晋川都很熟悉。“之前有好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家都是研究理性预期的，萨金特正是这个理论的创始人之一。”

　　理性预期是什么？近期什么事情是老百姓最关注的？当然是肉价了。政府最担心的？答案就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于是，史晋川的解释就是从这个关心的话题切入。

　　一般来说，预期分为三种形式，静态预期、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静态预期很常用。以肉价为例，今年猪肉大涨，很多农户就判断明年猪肉还会涨，于是加大养殖规模，而事实上明年猪肉很有可能会掉下来，这就是静态预期，只考虑到一个因素。

　　同样以肉价为例，聪明点的养殖户不仅看今年的价格，还看去年的价格，以及去年预期今年价格时具体数值的偏差方向和程度，这就是适应性预期，简单地说，就是考虑更多的因素。

　　对比前两者，理性预期不仅参考现在和过去，还考虑未来会发生什么，作判断时就会更加准备充分。还是举养殖户的例子，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想想今年价格已经这么高了，大家都会想办法多养些，这样供应多了价格自然就会往下走，这样干脆他就不多养了，结果，他反而避免了肉价大起大落的损失。在作预期时，考虑更多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这样就可以避免预期不足引发的系统性误差。

　　“这两年肉价大起大落，很多养殖户没怎么赚到钱，有的反而损失很重，这就是理性预期不足。”史晋川说。反过来也可以说，避免肉价大起大起，在供给这环节，可以引导和强化养殖户尤其是小散户的理性预期意识。

　　看似深奥莫测的诺贝尔经济学理论，在史晋川的解说下变得非常通俗易懂。

　　 理性预期的另一个启示督促政府政策稳定性

　　另外，放到政府层面，理性预期对政府出台何种政策、什么时候出台政策极具借鉴意义。

　　史晋川举了个例子，比如政府为刺激经济，推出扩张性货币政策。这时，企业家会认为消费水平提高，愿意扩大大生产；工人预期工资会提高，会愿意提供更多的劳动力；消费者也是如此。这是常规的预期。

　　而一旦他们预期到这种政策可能带来的抵消影响，那效果就会适得其反。比如企业家会预期扩张性政策带来企业生产成本上升，适当控制生产；工人会预期工资上涨的同时，消费能力会下降，生产积极性下降；消费者会意识到物价上涨，适当抑制消费，这样生产、投资、消费各个环节都受到抑制，当初政策退出时期望刺激经济的效果就大打折扣。这就是理性预期在起作用。

　　“这对决策层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政府相机抉择(相机抉择是指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社会状况，主动灵活地选择不同类型的反经济周期的财政政策工具，干预经济运行，实现财政目标)时要考虑到可能的效应会被理性预期抵消，同时，政府政策要保持相对稳定性和一致性，给老百姓一个稳定的预期和宏观环境。”史晋川解释说。

　　对此，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在微博(http://weibo.com)上如此解读：萨金特与卢卡斯同为理性预期学派创建人，主张政府政策无效论。对任何一项政策，理性经济人都会调整自己的博弈策略，调整的结果是使政策失效，即中国人讲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预见到下有对策，政府的最佳政策是“不折腾”，无为而治。

　　有力的经济学理论诺奖得主能否为全球经济开药方

　　

　　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都会被受到期待，那就是为世界经济问题把脉问药。但诺贝尔经济学奖能胜任吗？

　　随着经济问题日益突出，这些年经济学奖内容往往涉及当下的热点话题——2006年提出通货膨胀与失业、雇员工资增长的预期有关。2007年提出市场机制的有效性问题，2008年是自由贸易对全球经济影响的话题，2010年，三位经济家都因为有关研究失业的问题而获奖。

　　全球经济深受多种不确定因素影响，尤其美国经济深陷泥潭之际，经济学研究成果似乎更受瞩目。本年度经济学奖揭晓前，一些媒体推测，从事增长经济学研究、尤其是技术因素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的学者可能获奖。

　　这种推测或许反映一种心态，即希望理论能够帮助化解现实难题。

　　也许正是因为经济问题突出，当失业、发展乏力等问题来袭时，人们纷纷像求医问药一样希望学界专家给出一个明确的药方，但这应该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任务吗？不过，一般而言，经济学奖与经济现实，堪比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至少有一段时间迟滞。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在颁奖现场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称，他一点都没有预期到自己会获此殊荣。问及对世界经济的解药，他再三强调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是显然大家都在寻找一个将世界经济拉出泥潭的最佳方案。

　　此次颁奖上发布者瑞典皇家科学院常任秘书Staffan Normark教授表示，西姆斯的理论应用到实际还需增加更多的变量研究。他还指出，美国的“占领华尔街“示威游行揭示了全球失业的问题，然而这一问题过于复杂，简单的经济理论并不能解决问题。

　　有力的经济学理论，却无力为经济振兴开妙方，或许这就是现实。

　　（责任编辑：何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