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百年家国梦王峰

　　

　　辛亥革命的一大意义在于，改变了很多国人以前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传统。今天，我们寻访革命后人，从家的角度回看国的变化。

　　本报记者 王峰 北京报道

　　10月8日，筹备近9年的武汉辛亥革命博物馆首次对外开放，这个建筑面积2.2万平米的博物馆耗时2年完工，如今终于赶上了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献礼日。

　　它对面的“红楼”摘掉了“辛亥革命博物馆”的牌子，重新叫回1979年宋庆龄题写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同一主题的两个纪念馆比邻而立，“门对门”地站在100年前的风云际会之地。

　　辛亥革命博物馆的建立遂了刘谦定的心愿，在这名武汉的民俗学者眼中，原来的“纪念馆”纪念的是武昌起义这个“小辛亥”概念，还应有一座博物馆承载历史范围更广的“大辛亥”。

　　也是在10月8日，70岁的刘重喜受邀参加了湖北省暨武汉市纪念辛亥革命·武昌首义100周年纪念大会。多年来，刘一直从事辛亥志士后裔的寻访工作。

　　还有更多的学术工作在进行。7月23日，湖南历史学会蒋翊武研究会成立，文学社社长、武昌起义总指挥蒋翊武的嫡孙蒋祖钢担任名誉会长。蒋翊武的侄儿蒋漫征从70年代就开始收集资料，如今，90多万字的《蒋翊武研究文献汇编》即将由岳麓书社出版。“蒋翊武与辛亥革命”研讨会将于10月11日在长沙召开，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文海等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蒋翊武的历史贡献。

　　刘谦定、刘重喜、蒋漫征都是辛亥志士后裔。在湖南、湖北、江西，以及台湾等地，这样身份的老人还有很多。他们的祖辈和父辈有的曾是100年前的风云人物，有的只是机缘巧合成了改变历史的普通人。

　　志士的后裔如今多是普通人，他们感觉自己握有重要的历史遗产，可这些遗产又与现实有些许隔膜。但无论如何，他们不愿意让记忆淡去，他们从长辈那习得的对民族对国家的坚定热爱，从未改变。

　　100年前，他们的长辈寻求的是改变中国，重组社会结构；100年后他们要做的是重拾记忆，继承先烈的爱国护家情怀。

　　百年家国梦

　　2002年3月3日，刘谦定在《长江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请勿再留遗憾》，呼吁“辛亥革命首义之地的武汉应当建立辛亥革命博物馆”。

　　这篇只有600多字的文章写就，时值广东率先向国务院申请“中国辛亥革命博物馆”的冠名权。

　　刘谦定的文章得到了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批示，“批示认为我的建言观点新颖，希望专家学者赶紧研究”，刘谦定转述。这之后，刘谦定开始频繁地被有关政府机构、研究单位请去开会。

　　但还是有很多人不理解，“他们认为武汉已经有了一座辛亥革命的博物馆，为什么还要再建一座？”刘谦定说。

　　这座已有的博物馆就是武汉人口中的“红楼”，于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时建成，原址最初为晚清咨议局，武昌起义后改为鄂军都督府。

　　刘谦定对异议的解释是 “红楼”纪念的是武昌起义这个“小辛亥”概念，“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原点，但武昌起义之前和之后，无数先贤志士追求民主共和，这些都是‘大辛亥’的范围，同样需要我们去彰显和缅怀。这个‘大辛亥’意义的博物馆与‘小辛亥’博物馆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2002年年底，湖北省文化厅对筹建中国辛亥革命博物馆，拿出了初步方案。到了2003年，辛亥革命博物馆正式得到了国务院批准。

　　但之后的建设过程却颇显漫长，光是博物馆的选址就历经几次讨论，最终选在了“红楼”对面。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引来了十几家设计所竞标，其中还包括悉尼歌剧院的设计方。

　　最终，博物馆没有建成“高大建筑”，设计为与“红楼”等高的三层楼房，原本规划的首义门和100米高的纪念碑也取消了，“他们觉得这个纪念碑太高了”，刘谦定说。

　　在新馆中，秋瑾、徐锡麟、四川保路、黄花岗起义……等相关历史的遗物留存及资料都将集中呈现。目前《共和之基——辛亥革命历史陈列》正在馆中布展，共展出703件文物、700多幅历史照片。

　　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当年共进会会长刘公的孙女刘重喜告诉记者，博物馆很早就开始向社会征集辛亥文物，其中大多为辛亥志士后裔捐赠。

　　除了建博物馆，另外一种纪念形式是出书。蒋翊武后人编选的《蒋翊武研究文献汇编》即将由岳麓书社出版。蒋翊武1911年在武汉创办文学社，并任社长，以该社及共进会为核心创建革命武装，1911年10月9日，他以总司令名义发布了起义的军事命令。

　　“这部文献汇编最初到出版社时有1000多页，应该是目前蒋翊武研究资料收集最全面的一部专著”，蒋翊武侄孙蒋祖骏告诉记者。

　　起义功勋

　　刘谦定呼吁建立辛亥革命博物馆，与其家庭背景有关。刘谦定的祖父刘裕海也是辛亥志士，时任炮八标三营中队一排正兵。

　　刘谦定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为了树立自己的正统，提出“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有意矮化、淡化辛亥武昌首义。

　　“武昌首义的领导者和参与者主要是共进会和文学社，而不是蒋介石后来归功的同盟会”，蒋翊武侄孙蒋祖骏说，“作为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也是同盟会员，参加了同盟会组织的起义，也因此吸取了前几次起义失败的教训。他在清军中发展了几千会员，而清政府竟然丝毫没有发觉”。

　　刘谦定还反感“在武昌起义的枪声中葬送了封建王朝”这句话，准确地说，“应该是武昌起义的‘枪炮声’葬送了封建王朝”。

　　刘谦定的祖父刘裕海就是炮兵。刘裕海所在的炮八标，是唯一一支全标起义的部队。当时，守城的清军使用的是德国进口的重机枪，而起义军只有单发步枪，“正是靠着炮兵的轰炸，起义军才攻占了三大衙门”，刘谦定说。

　　85岁的熊辉是“枪兵”的后人。他的父亲是被孙中山称为“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熊秉坤。

　　熊辉是辛亥志士后裔聚会、联

　　谊的积极参与者，也是现在为数不多的“第二代”后裔。一件往事曾深深触动他对辛亥革命的认识。

　　1961年，他随父亲参加辛亥革命50周年国宴。宴会上，一个“新朋友”主动向熊秉坤敬酒，这个人就是末代皇帝溥仪。

　　溥仪走到熊秉坤面前，高举酒杯说：“辛亥革命，你打响了第一枪，可称盖世英雄，了不起，推翻了封建统治，打倒了我这个当年还是小孩子的皇帝，让我能顺应历史潮流，改造为新人。为表达谢意，容我敬你一杯。”

　　熊秉坤谦逊地回答说：“承当不起。过去我们是冤家路窄，你是皇帝，我是乱民；如今是共产党领导，冤家路宽。革命不分先后，咱们是殊途同归，都做了新人，这杯酒我一定喝光。”

　　如今，熊辉就住在武昌区首义广场附近的首义小区，静静地生活在“红楼”的不远处。

　　两岸的纪念

　　刘谦定是辛亥革命志士后裔的积极组织者，过去几年，他曾想成立志士后裔的联谊会，却未获批准。他还想过恢复1946年在武汉成立的辛亥首义同志会，也未获成功。辛亥首义同志会1964年在台湾复建。

　　倒是70岁的刘重喜做到了。去年10月，武汉市成立了寻访辛亥志士后裔办公室，这是一个侨联下属的民间组织。刘重喜担任综合处主任，职位实际上是不拿工资的义工。

　　寻访办公室与刘重喜渊源深厚，因为办公室所在地址就是她祖父刘公担任会长的湖北共进会旧址。

　　100年前的10月9日，刘公坐在这座小楼的一楼清点成员名册，二楼的孙武在造炸药时不慎引起火药爆燃。在巡捕到来前逃走的刘公没能带走名册，这一偶然事件成了武昌起义的导火索。

　　刘重喜告诉记者，寻访办公室是目前内地唯一的类似机构。成立1年来，不仅武汉本地的辛亥革命志士后裔把这里当成了“据点”，还吸引了湖南、江西、上海等地的志士后裔。仅刘重喜登记的人数就有170多人，其中，“第二代”后裔有20多人。

　　辛亥志士后裔们经常举行联谊，湖南常德人蒋祖骏告诉记者，“辛亥革命胜利后，曾经有些湖北的志士居功在上，瞧不起湖南的志士”，对此在后来一次聚会上，湖北辛亥志士的后裔还特意对湖南志士后裔表示了歉意。

　　台湾歌星蔡琴也是辛亥后裔，她的祖父蔡汉卿在武昌首义时，向清总督衙门打响了第一炮，人称“蔡一炮”，与熊秉坤被称为“熊一枪”类似。

　　在台湾，主要的志士后裔联络组织是辛亥首义同志会。今年4月，25位武汉的辛亥志士后裔自费前往台湾，就是受到了辛亥首义同志会的接待。

　　熊辉、刘重喜和刘谦定都是这个旅行团的成员，在这个队伍中，年龄最大的已经94岁，“由于年龄太大，很多旅行社都不敢接”，刘重喜笑着说。

　　8天的行程得到了台湾方面的高度重视，接风仪式本来邀请连战夫妇，但连战因为母亲病重而委托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夫妇出席。行程结束后，另一位国民党副主席詹春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为旅行团饯行。

　　10月6日，辛亥首义同志会的人员到了武汉，参观了长乐园陵园内的一块辛亥革命纪念墙。这块纪念墙以100位辛亥志士后裔名义兴建，“每个后裔只出了1块钱，主要是陵园老板捐助的资金”，刘重喜说。

　　辛亥首义同志会则出版了一本图书，讲述了1949年后100位辛亥志士的故事，其中台湾50位、大陆50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