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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百年家国梦王峰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1-10-11 09:22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百年家国梦王峰

  辛亥革命的一大意义在于,改变了很多国人以前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传统。今天,我们寻访革命后人,从家的角度回看国的变化。

  本报记者 王峰 北京报道

  10月8日,筹备近9年的武汉辛亥革命博物馆首次对外开放,这个建筑面积2.2万平米的博物馆耗时2年完工,如今终于赶上了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献礼日。

  它对面的“红楼”摘掉了“辛亥革命博物馆”的牌子,重新叫回1979年宋庆龄题写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这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同一主题的两个纪念馆比邻而立,“门对门”地站在100年前的风云际会之地。

  辛亥革命博物馆的建立遂了刘谦定的心愿,在这名武汉的民俗学者眼中,原来的“纪念馆”纪念的是武昌起义这个“小辛亥”概念,还应有一座博物馆承载历史范围更广的“大辛亥”。

  也是在10月8日,70岁的刘重喜受邀参加了湖北省暨武汉市纪念辛亥革命·武昌首义100周年纪念大会。多年来,刘一直从事辛亥志士后裔的寻访工作。

  还有更多的学术工作在进行。7月23日,湖南历史学会蒋翊武研究会成立,文学社社长、武昌起义总指挥蒋翊武的嫡孙蒋祖钢担任名誉会长。蒋翊武的侄儿蒋漫征从70年代就开始收集资料,如今,90多万字的《蒋翊武研究文献汇编》即将由岳麓书社出版。“蒋翊武与辛亥革命”研讨会将于10月11日在长沙召开,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文海等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蒋翊武的历史贡献。

  刘谦定、刘重喜、蒋漫征都是辛亥志士后裔。在湖南、湖北、江西,以及台湾等地,这样身份的老人还有很多。他们的祖辈和父辈有的曾是100年前的风云人物,有的只是机缘巧合成了改变历史的普通人。

  志士的后裔如今多是普通人,他们感觉自己握有重要的历史遗产,可这些遗产又与现实有些许隔膜。但无论如何,他们不愿意让记忆淡去,他们从长辈那习得的对民族对国家的坚定热爱,从未改变。

  100年前,他们的长辈寻求的是改变中国,重组社会结构;100年后他们要做的是重拾记忆,继承先烈的爱国护家情怀。

  百年家国梦

  2002年3月3日,刘谦定在《长江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请勿再留遗憾》,呼吁“辛亥革命首义之地的武汉应当建立辛亥革命博物馆”。

  这篇只有600多字的文章写就,时值广东率先向国务院申请“中国辛亥革命博物馆”的冠名权。

  刘谦定的文章得到了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的批示,“批示认为我的建言观点新颖,希望专家学者赶紧研究”,刘谦定转述。这之后,刘谦定开始频繁地被有关政府机构、研究单位请去开会。

  但还是有很多人不理解,“他们认为武汉已经有了一座辛亥革命的博物馆,为什么还要再建一座?”刘谦定说。

  这座已有的博物馆就是武汉人口中的“红楼”,于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时建成,原址最初为晚清咨议局,武昌起义后改为鄂军都督府。

  刘谦定对异议的解释是 “红楼”纪念的是武昌起义这个“小辛亥”概念,“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原点,但武昌起义之前和之后,无数先贤志士追求民主共和,这些都是‘大辛亥’的范围,同样需要我们去彰显和缅怀。这个‘大辛亥’意义的博物馆与‘小辛亥’博物馆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2002年年底,湖北省文化厅对筹建中国辛亥革命博物馆,拿出了初步方案。到了2003年,辛亥革命博物馆正式得到了国务院批准。

  但之后的建设过程却颇显漫长,光是博物馆的选址就历经几次讨论,最终选在了“红楼”对面。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引来了十几家设计所竞标,其中还包括悉尼歌剧院的设计方。

  最终,博物馆没有建成“高大建筑”,设计为与“红楼”等高的三层楼房,原本规划的首义门和100米高的纪念碑也取消了,“他们觉得这个纪念碑太高了”,刘谦定说。

  在新馆中,秋瑾、徐锡麟、四川保路、黄花岗起义……等相关历史的遗物留存及资料都将集中呈现。目前《共和之基——辛亥革命历史陈列》正在馆中布展,共展出703件文物、700多幅历史照片。

  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当年共进会会长刘公的孙女刘重喜告诉记者,博物馆很早就开始向社会征集辛亥文物,其中大多为辛亥志士后裔捐赠。

  除了建博物馆,另外一种纪念形式是出书。蒋翊武后人编选的《蒋翊武研究文献汇编》即将由岳麓书社出版。蒋翊武1911年在武汉创办文学社,并任社长,以该社及共进会为核心创建革命武装,1911年10月9日,他以总司令名义发布了起义的军事命令。

  “这部文献汇编最初到出版社时有1000多页,应该是目前蒋翊武研究资料收集最全面的一部专著”,蒋翊武侄孙蒋祖骏告诉记者。

  起义功勋

  刘谦定呼吁建立辛亥革命博物馆,与其家庭背景有关。刘谦定的祖父刘裕海也是辛亥志士,时任炮八标三营中队一排正兵。

  刘谦定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为了树立自己的正统,提出“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有意矮化、淡化辛亥武昌首义。

  “武昌首义的领导者和参与者主要是共进会和文学社,而不是蒋介石后来归功的同盟会”,蒋翊武侄孙蒋祖骏说,“作为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也是同盟会员,参加了同盟会组织的起义,也因此吸取了前几次起义失败的教训。他在清军中发展了几千会员,而清政府竟然丝毫没有发觉”。

  刘谦定还反感“在武昌起义的枪声中葬送了封建王朝”这句话,准确地说,“应该是武昌起义的‘枪炮声’葬送了封建王朝”。

  刘谦定的祖父刘裕海就是炮兵。刘裕海所在的炮八标,是唯一一支全标起义的部队。当时,守城的清军使用的是德国进口的重机枪,而起义军只有单发步枪,“正是靠着炮兵的轰炸,起义军才攻占了三大衙门”,刘谦定说。

  85岁的熊辉是“枪兵”的后人。他的父亲是被孙中山称为“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熊秉坤。

  熊辉是辛亥志士后裔聚会、联

  谊的积极参与者,也是现在为数不多的“第二代”后裔。一件往事曾深深触动他对辛亥革命的认识。

  1961年,他随父亲参加辛亥革命50周年国宴。宴会上,一个“新朋友”主动向熊秉坤敬酒,这个人就是末代皇帝溥仪。

  溥仪走到熊秉坤面前,高举酒杯说:“辛亥革命,你打响了第一枪,可称盖世英雄,了不起,推翻了封建统治,打倒了我这个当年还是小孩子的皇帝,让我能顺应历史潮流,改造为新人。为表达谢意,容我敬你一杯。”

  熊秉坤谦逊地回答说:“承当不起。过去我们是冤家路窄,你是皇帝,我是乱民;如今是共产党领导,冤家路宽。革命不分先后,咱们是殊途同归,都做了新人,这杯酒我一定喝光。”

  如今,熊辉就住在武昌区首义广场附近的首义小区,静静地生活在“红楼”的不远处。

  两岸的纪念

  刘谦定是辛亥革命志士后裔的积极组织者,过去几年,他曾想成立志士后裔的联谊会,却未获批准。他还想过恢复1946年在武汉成立的辛亥首义同志会,也未获成功。辛亥首义同志会1964年在台湾复建。

  倒是70岁的刘重喜做到了。去年10月,武汉市成立了寻访辛亥志士后裔办公室,这是一个侨联下属的民间组织。刘重喜担任综合处主任,职位实际上是不拿工资的义工。

  寻访办公室与刘重喜渊源深厚,因为办公室所在地址就是她祖父刘公担任会长的湖北共进会旧址。

  100年前的10月9日,刘公坐在这座小楼的一楼清点成员名册,二楼的孙武在造炸药时不慎引起火药爆燃。在巡捕到来前逃走的刘公没能带走名册,这一偶然事件成了武昌起义的导火索。

  刘重喜告诉记者,寻访办公室是目前内地唯一的类似机构。成立1年来,不仅武汉本地的辛亥革命志士后裔把这里当成了“据点”,还吸引了湖南、江西、上海等地的志士后裔。仅刘重喜登记的人数就有170多人,其中,“第二代”后裔有20多人。

  辛亥志士后裔们经常举行联谊,湖南常德人蒋祖骏告诉记者,“辛亥革命胜利后,曾经有些湖北的志士居功在上,瞧不起湖南的志士”,对此在后来一次聚会上,湖北辛亥志士的后裔还特意对湖南志士后裔表示了歉意。

  台湾歌星蔡琴也是辛亥后裔,她的祖父蔡汉卿在武昌首义时,向清总督衙门打响了第一炮,人称“蔡一炮”,与熊秉坤被称为“熊一枪”类似。

  在台湾,主要的志士后裔联络组织是辛亥首义同志会。今年4月,25位武汉的辛亥志士后裔自费前往台湾,就是受到了辛亥首义同志会的接待。

  熊辉、刘重喜和刘谦定都是这个旅行团的成员,在这个队伍中,年龄最大的已经94岁,“由于年龄太大,很多旅行社都不敢接”,刘重喜笑着说。

  8天的行程得到了台湾方面的高度重视,接风仪式本来邀请连战夫妇,但连战因为母亲病重而委托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夫妇出席。行程结束后,另一位国民党副主席詹春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为旅行团饯行。

  10月6日,辛亥首义同志会的人员到了武汉,参观了长乐园陵园内的一块辛亥革命纪念墙。这块纪念墙以100位辛亥志士后裔名义兴建,“每个后裔只出了1块钱,主要是陵园老板捐助的资金”,刘重喜说。

  辛亥首义同志会则出版了一本图书,讲述了1949年后100位辛亥志士的故事,其中台湾50位、大陆5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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