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观察]救温州需全局变革

　　沈阳

　　温州金融风波愈演愈烈。如果说两个月前温甬线动车事故之前表达的是在铁路乱象中的危机信号，现在所表达的则是“温州模式”的终结。

　　这次温州危机的爆发有其直接因素。第一，2008年以来全球的金融危机下，长期止步于“进出口贸易”的温州制造业急剧萎缩。第二，由于80后等新一代农民工成长、人口老龄化以及中西部发展差距的相对缩小等因素，温州失去了可以任意支配的廉价劳动力，“血汗工厂”渐渐失去了基础。第三，在四万亿的投资之后，2011年以来国家采取了名义上稳健、实际上紧缩的货币政策，直接冻结了数万亿商业银行信贷资金，导致民间信贷系统面临崩盘。第四，垄断性部门，控制着中国的金融、物流、能源、信息、教育，占据产业链上游，源源不断地吸取民营企业创造的财富。长此以往，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流出实业部门和制造业是一重必然。最五，这种结构性危机，加之土地财政和房地产泡沫，温州民营资本大量进入楼市。

　　市场没有向民营企业开放，民营产业投资者更加缺乏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信心和耐心。资本逐利楼市、股市等领域逐利，更在吸食中国制造业的更多财富。另一方面，这意味着企业公民精神的进一步衰落。

　　其实，企业组织追求高效的习惯也必然带来追求控制的惯性思维方式。企业和资本实业的种种负面因素，需要伦理和法治、尤其是需要法治的规范，更需要社会对企业和资本的制衡。然而，对实业的侵蚀，对社会自主发展的阻碍，在中国，可以说几乎是同一因素。

　　温州的灾难正源于此。由此来看，这次温州金融危机的爆发，表面上看源于近几年国内外经济结构的变迁，实际上是更宏观层面危机的显现。

　　可以这么说，今天的温州，并不具备美国法制史学者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法国政治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德国宗教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里所谈到的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法治主义、多中心秩序的基础，更加缺乏将法治主义与多中心秩序有机结合的政治社会结构。仅仅依靠温州现有的民间商会的发展，各种小共同体的运作，以及温州整个的民间底气，并不足以承担起温州可持续发展的结构与制度的基础。而如果将温州与香港、东京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对比，虽然温州人毫无反思地接受了“中国的犹太人”这样的比喻，但由于中国至今仍然是个中央集权制的政府治理模式、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温州在中国的行政编制中一直是个地级市、“农民城”龙港则只是一个镇的编制，所以温州并不具备在中国地域经济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地方立法权”。由于温州一些企业的发展靠的是偷税漏税（民营企业负担之高的确远超忍受底线），所以温州表现出了“国穷民富”的地域性经济特点，也就是说温州政府并不具备苏州等地那样的高效治理和文明服务能力。因而灾难袭来，温州各界必然毫无招架之力。

　　谈及“地方立法权”，一定要提起另外一个中国特色的概念：较大的市。《宪法》第30条规定“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按照《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定义，“较大的市”专指经国务院批准，拥有与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相同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制定权的城市。《立法法》对“较大的市”则这样明确规定，即：1.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2.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3.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由此来看，在这方面，关于这方面的国家立法并不统一。由于需要国务院特批，温州并不属于“较大的市”。在中国282个地级市中，只有50个“较大的市”具有地方立法权。在浙江省，只有省会城市杭州和国务院“特批”的宁波符合这个特点。苍南县龙港这样的城市，无论如何“强镇扩权”，它的发展空间也就到头了。

　　在社群主义或者保守主义价值观看来，政府不具备强大高效的权力是好事。然而，这一判断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社会一定要率先自治起来。了解市场经济发展史的人知道，最早的金融发展为近代意义上的信托产业，在欧洲始自于中世纪的教会。经验和逻辑的推理足以表明一个答案：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社会，社会应该由一群具有特定价值观的人的自主结社而来。在温州，由于现有的各种“社会资本”，乃至于包括本来应该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宗教信仰意义上的“公民美德共同体”都是以作为货币的资本为核心来运作的。成就于货币的，也一定会因为货币机制自身的问题而遭遇挫折。

　　综上分析，不难发现，即便中央政府给予温州几百亿甚至更多资金支持，这种资金至上的解救办法能否起到应有的作用，我是怀疑的，而且，鉴于那种“国进民退”的模式并没有终结，这次危机很有可能转化为新一轮“国进民退”的契机，乃至诱发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这种短期行为难免助长地方省市的不负责任的投机行为，由此形成经济学上的“公地悲剧”（由于责任监管缺失，过度放牧导致草原沙化），由此严重加大中央政府的财政负担。这种机制形成之后，对民营企业只好进一步加大税收力度，导致新一轮实业危机和更加全面的社会发展危机。

　　另一方面，某种短期支持，很有可能让他们忽视了对温州模式所呈现的中国模式的进一步的反思和改造的动力。倘若如此，温州必然失去未来；温州失去未来的背后，隐喻着中国失去未来。这才是我们所担心的。关心温州，就需要全面分析中国，拯救温州需要系统的社会建设。例如，地方政府扩权对温州来说迫在眉睫。而地方政府权力扩大、能否高效廉洁运行，随即成为问题。被扩大的权力，一旦缺乏来自法治和社会的多重制约与平衡，必然成为温州市场经济的敌人、温州民间社会发展的绊脚石。这就意味着，强大起来的温州政府应该是一个基于小共同体的社会自治的制约、建立在代议制政府逻辑基础上的、积极作为而有节制精神的服务型法治政府。

　　此外，“温州精神”也要进行反思。商业发展的确能够促进个人主义精神的普及，个人自由的促进可能促成法治体系的构建；然而，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诉求，尤其是资本至上、权力与控制至上的个人诉求，则是钱权交易和一切腐败现象的基础，也是民间金融发展不共戴天的敌人。需要指出，这首先不是道德决断，而是可以借着政治社会学分析而展开的整个社会体系的精心培育命题。

　　作为抽象的原则，言易行难，乃至需要坚毅的决断。现实中的某些看似短期性困境，可以将人的注意力从结构性制度性话题中转移走；商业投机者曾经的辉煌，乃至商业人物自我赋予的那种成就感和自豪感，可能让人对这种建设性批评嗤之以鼻；改革和全面变革的各种风险和阵痛，更容易让商人愿意选择权钱交易所带来的低级趣味。如此等等，乃是人的通病。然而，必须指出，和整个中国一样，温州的可持续发展，不可能置于普遍正义的落实之外。

　　待这样的全面的变革完成了，观察家们将会发现，温州的成就，乃至于整个中国的成就，绝非是什么温州模式、也不是什么中国模式，而是温州人对温州模式的坚决抛弃、中国人对中国模式的坚决抛弃。如果非要给它一个概念，那就是关怀个体的超越性的系统文明。

　　作者系学者，国家发改委《改革内参》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