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幸福指标体系的民意内涵

　　祝乃娟

　　近日，广东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率先在全国发布省级幸福指标体系。该体系由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两部分构成，两个指标是独立的。其中，客观指标又叫做“建设幸福广东评价指标体系”，包括10项（下设49个指标），分别是就业和收入、教育和文化等。其中，就业和收入一项所占的权重最大，约为14%；社会保障、消费和住房以及人居环境所占的比重也较大。此次幸福指数体系的编制也注重政府与民众的互动，在3月份就开始面向公众征求意见。据悉，正式公布的幸福指标体系与征求意见稿相比，重要区别在于两个地方：一是鉴于省内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将全省21个市按珠三角和粤东西北分类进行差别化评价，并分别设置类别指标和差别权重，避免一刀切；二是客观指标评价方法包括计算水平指数、发展指数和综合指数，既反映政府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也反映政府工作变化的趋势。广东省的“十二五”规划的核心就是“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至此，“幸福广东”将有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指标体系来衡量。对于历来开风气之先的广东来说，在应对经济危机的重要时期，经济上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转型。而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中的“优等生”广东来说，不仅在经济发展方面需要转型，在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方面更应该及时转型，重视民生、建设幸福广东就是广东省对此的最好应对。广东省率先出台全国首个幸福指标体系也绝非偶然，这与地方政府一贯对民意的关注度较高有密切关系。在广东，民调工作开展较为丰富与多元，除了政府统计部门的相关民调工作以外，广州市社情民意中心、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这两个民调机构最近几年也做了不少工作。它们作为一个第三方，能够较好地将民众意愿反映出来。这种历来重视民意的执政思路，也为广东出台幸福指标体系起到了基础性作用。人们已经非常熟谙“唯GDP论”的地方发展思维带来的不良后果，普通民众希望政府能够在发展中加入幸福指数的概念。这种诉求在近年来房子、医疗以及教育等三大问题日渐突出后更加强烈。并且，经济危机几乎成了一场残酷的“试金石”，危机前人们似乎并未明显的意识到哪些行业、哪些职位是具有保障性的，而经济发展也还算鼓励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并且，社会阶层并没有出现目前的“固化”现状与加强趋势。而在经济危机之后，一切似乎都明朗化了，一切也都变得残酷起来。在房子、医疗以及教育等现实问题面前，人们看到了哪些行业和职位几乎是不受影响的。有能力投机（比如房产和股票）的人，处境要明显优于那些冒着风险去创新的人。而且，体制对他们的良好保障令他们对经济危机具有抗风险性，他们的子女也将因此受惠，社会流动的狭窄令阶层固化趋势明显。于是，我们看到，公务员考试作为“国考”每年吸引大量人参与，而去年的相关调查也显示，大学生就业现在首选国企、央企等垄断性企业。更应该重视的是，近年来社会“仇富”情绪的不断发酵，比如人们对富二代、官二代的行为似乎异常关注，网络似乎随时可以爆发一场口诛笔伐的茶杯风暴。如果执政者不切实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幸福指数，那么这种张力将会继续发展下去。它甚至会犹如通胀，不断加深人们对生活前景的灰暗度。不仅如此，切实关注民众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还将有助于社会稳定等重要问题。此前，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发布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报告指出，地方维稳陷入一种“怪圈”，这种怪圈表现在，现有维稳模式需要大量人力、财力投入，而维稳的效果并不佳。一些群体或个人只能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来表达和发泄不满，也就是俗称的“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导致社会矛盾越加激烈。另据2010年两会上的国务院报告，2009年我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而2010年8.9％的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总金额亦逼近后者，将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如果维稳换一种思路，那么也许它将不会是地方上压倒一切的任务。这就需要政府执政过程中充分考虑到民意，以及民众的生活满意度。维稳的实现应该依靠疏导，而不是依靠加大物力人力财力的盲目投入。对于流动人口较多的广东省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日前，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报告指出，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保率仍然较低、流动人口房租负担重、流动人口家庭抗风险能力弱，低收入阶层入不敷出问题严重，等等，这些问题依然严重威胁着流动人口的生存与生活质量。广东省也已经提出，要不断实现广东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为全省1亿430万人民群众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民生实惠，并为1700万外省劳动力提供了有利于他们安心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对于地方执政者来说，相关制度创新是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课题。关注民众的幸福指数，提高民众生活质量，最终得由地方政府来具体落实，因此，地方必须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积极的制度创新主体。广东省的幸福指标体系，作为首个省级幸福指标体系，又开了一次风气之先。接下来我们希望的是，它能够具有很强的执行力，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正面的“示范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