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精英共构“全球金融新框架”

　　国际金融论坛(IFF)第八届全球年会奏响变革序曲

　　国际金融精英共构“全球金融新框架”

　　金融监管改革正逢其时

　　重建全球金融新框架需要创新精神

　　记者　张媛　综合报道

　　国际金融论坛(IFF)第八届全球年会将于11月9-10日在北京召开，今年大会的主题为“全球金融新框架：变革与影响”。全球金融危机过后的世界正面临着全新的变革，如何加强金融监管、避免类似危机再次发生一直是各界讨论的热点，重建全球金融新框架、制订新的规则稳定市场秩序成为重中之重。

　　金融监管改革进行中

　　搅乱全球的金融危机过后，美、英、日、欧盟等发达国家及地区的经济状况仍不明朗，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并不强劲，金融市场总体依然十分脆弱。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呈现愈演愈烈之势。近期，全球最大的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经纪商曼氏金融公司由于投资欧债失败而申请破产，成为欧债危机导致破产的首家美国金融机构，也是继德夏银行集团被拆分后，在欧债危机中倒下的第二家国际主要金融机构。这为全球金融体系敲响了警钟，全球市场都在担忧，债务危机是否在向新一轮全球危机演变的序曲似乎正在拉开。

　　在此背景下，探讨加强对金融系统监管、避免多米诺骨牌效应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冲击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仍是当务之急。

　　日前闭幕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就加强金融监管这一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取得了一些实质进展。金融稳定理事会会后发布了全球29家具有系统性影响力的银行名单，包括高盛、汇丰、花旗、德意志银行、中国银行等国际知名大型银行，其中17家银行来自欧洲，8家银行来自美国，来自亚洲的有4家银行。

　　会议还明确要求，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银行的资本金额外增加1至2.5个百分点。根据巴塞尔委员会制定的国际通用银行风险控制标准《巴塞尔协议III》，到2013年全球金融机构的最低核心资本充足率将提高至7%，这意味着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需提高至8%至9.5%。金融稳定理事会表示，这些标准将在2019年实施。

　　这是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为避免金融机构出现“大而不能倒”的结局，同时保护纳税人免于承担救助成本做出的最新举措。

　　会议还决定，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并加大对高频交易和黑池交易风险的关注。本次峰会委派国际证监会组织针对信用违约掉期(CDS)市场的功能进行评估，后者被不少人认为是投机者的工具。

　　为了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应对金融危机中起到更积极的作用，G20领导人还表示将在此前增资共识的基础上随时进行新的增资，同时将加强全球金融安全网的构建，支持IMF启动一项新的流动性机制，后者可根据实际情况，在遇到意外冲击时向那些拥有强健政策和基本面的经济体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

　　目前由美联储前主席、现任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沃尔克提议的“沃尔克法则”目前正在公开征集意见，该法则包括两项要求：一是禁止接受存款保险的机构、银行控股公司以及其附属机构通过银行自身账户从事和任何证券、衍生品以及其他金融工具相关的短期自营交易；二是禁止上述机构拥有、投资对冲基金或私募股权基金，也不得保留特定关系。同时，为防止禁止条款打击面过大，法则还列出了适用豁免条款的几种情形，主要包括承销政府债券交易、以减轻风险为目的的对冲信贷、利率以及其他特定风险，以服务客户为目的的做市行为。

　　“后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监管”

　　关于加强金融监管的讨论在2010年的国际金融论坛上就是一个焦点，与会各方就这一议题提出了不同的建议。

　　新西兰前总理、国际金融论坛成员詹妮·希普莉强调，金融业需要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来约束金融市场参与者不负责任的行为。此外，政策制定者和监管机构也要及时向公众汇报金融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及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风险，减少金融消费者的损失。

　　国际金融论坛国际顾问委员会共同主席、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罗德里克·希尔斯认为，现存的信用评级制度尚不完善，无法真实地反映出金融体系内部所隐藏的风险，他建议各国金融监管机构共同商议制定出一套评价金融风险的合理制度。

　　土耳其前央行行长、Ercel全球公司主席Gazi·Ercel指出，近年来国际资本流动大多表现为短期资本的流动，为世界经济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带来了较大风险。管理机构必须制定适当的调控政策对此进行调整。他还认为，资本流动的质量值得各国政府关注，决策者应当灵活地调整政策以吸引高质量的资本流入，减小热钱涌入的机会。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顾问沈联涛认为，政治因素对监管框架的扭曲导致了大而不倒的金融机构和影子银行的出现，这造成了严重的道德风险。因此，改革金融监管制度必须保持监管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减少政治对监管制度的过分干预。

　　国际金融论坛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罗德里克·希尔斯认为，世界各国应加强协商以完善现行会计制度，增强财务信息的透明度，保障金融市场参与者的根本利益；公司首席财务官、风险执行官等职务的功能应当受到重视。此外，未来的金融市场需要良好的公司监管体系，以及优秀的智囊团来协助企业进行金融创新。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郑之杰提出，当前应从两个层面构建合作型金融体系：一是发挥政府、金融和企业的系统合力，加强金融监管设施建设，发挥金融宏观调控监管体系的作用；二是加强各国间的合作，以金融合作促进和支撑经济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最终逐步建立开放型、多层次的金融合作体系。

　　创新精神至关重要

　　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如何防止监管改革给不发达金融体系和地区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如何在避免新危机的同时，确保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持续的金融创新和发展，也是与会各方关心的热点。

　　在去年的国际金融论坛上，罗德里克·希尔斯曾表示，创新的精神对世界经济是至关重要的，金融创新是过去几年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之一。国际社会应考虑如何对滥用行为进行限制，以便保护创新精神，从而使国际金融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Gazi·Ercel指出，金融创新有助于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在短期资本频繁流动的情况下，监管机构可以通过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分散风险，优化资本结构，保证金融市场相对稳定的运行环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也指出，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在经济发展状况、各自面临的问题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适合发达国家的市场经验不一定在发展中国家同样适用。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及市场制度建设需要结合自身实际，进行审慎的思考，而不能完全照搬发达国家的管理方式。

　　人民币国际化提速

　　“可持续”发展路径引发关注

　　记者　张莫　北京报道

　　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由于人民币目前在全球金融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人民币的国际化已对中国和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在本次国际金融论坛2011年会上，如何进一步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可持续路径选择将成为讨论的焦点话题。

　　“美元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缺陷凸显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美元本位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长兼副所长向松祚此前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元主导或垄断了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包括储备货币、汇率制度、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国际货币体系话语权和决策权、全球资金流向和货币政策。1999年欧元诞生，很快成为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不过目前欧元占全球储备货币的份额大约为27%，还没有真正形成美元和欧元的竞争格局。

　　“2007至2008年以及过去40年以来无数次金融危机已经充分表明：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家的货币政策缺乏约束、主要国家之间的货币汇率过度动荡、国际投机资金肆意横行，乃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主要根源和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缺陷。”向松祚指出。

　　在最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国际货币体系的这种缺陷就越发凸显。在去年举行的国际金融论坛2010全球年会上，中国银行(海外)董事王元龙指出，单一的主权货币的滥发而引致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和金融资产泡沫，这种结果必然会破坏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指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严重的不对称问题，今天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新兴市场国家，但这些国家没有能力在国际上发行在国际范围内流通的货币。而现在经济情况不好的国家，反而控制了国际货币的发行权。

　　在去年的年会上，Trusted　Sources首席经济学家Larry　Brainard也指出，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解决方案是国际经济体系存在多种货币，单一的国际货币不可能维持稳定的国际资本流动。

　　人民币国际化小跑“提速”

　　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改变美元本位制、降低汇率动荡和投机资金肆意横行的巨大风险。在这个进程中，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前景，新兴市场国家话语权的提高，让人们将希望更多地寄予给了人民币。汇丰环球研究在此前发布的一份名为《Rise　of　the　Redback》的报告中指出，“如果说21世纪会诞生一种能与美元相抗衡的世界储备货币，那一定是人民币。”

　　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其实已从贸易领域悄然开始。2010年，央行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由上海市和广东省的4个城市至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同时不再限制境外地域。

　　2010年7月，央行与中银香港签署了修订后的《香港银行人民币业务的清算协议》，与香港金管局就扩大人民币贸易结算安排签订了补充合作备忘录。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加速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更深层次的动力。此后，央行发布通知允许境外央行、港澳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境外参加行等三类机构进入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投资试点。而2011年8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香港出席国家“十二五”规划与两地经贸金融合作发展论坛上宣布，支持香港发展成为离岸人民币中心，并表示，允许人民币境外合格投资者投资境内证券市场，起步金额为200亿元。

　　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层层推进，人民币已经在香港和境外积累了大量人气。尼日利亚央行行长拉米多·萨努西9月访华时表示，尼日利亚正在推动将人民币作为其外汇储备货币之一，计划将其外汇储备的5%至10%改由人民币构成。尼日利亚将成为非洲首个将人民币纳入其外储的经济体。而马来西亚、韩国、柬埔寨、白俄罗斯、俄罗斯和菲律宾等国已经将人民币作为其外汇储备的一部分。

　　不过，李稻葵在去年的年会上也指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坚持稳定性、渐进性和多元化三原则。他着重指出，人民币是不是国际货币，能不能够替代美元或能不能替代欧元，不是我们的目标所在，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目标是建立一个比较合理的、能够促进全球经济稳定繁荣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顾问沈联涛也认为，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单一货币体制，当前正在走向一个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但美元的地位在二十年内不会有太大的转变。

　　暗礁重重呼唤“健康”推进

　　尽管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正在稳步推进，但是最近一些担忧该进程会停滞甚至逆转的言论也让人们不禁担忧起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

　　新加坡华侨银行经济学家谢栋铭8日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写道，人民币离岸市场成立以来，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使得离岸人民币对境内人民币多数时间都保持溢价。然而就当投资者觉得离岸人民币溢价理所当然时，进入9月下旬，受欧债危机恶化，资本外流导致亚洲货币大幅贬值，离岸人民币也出现贬值势头，对在岸人民币也由原先溢价变成折价。由此，谢栋铭认为，这种源于九月底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价格剧烈波动或暗示人民币国际化过程可能不再一帆风顺。

　　正是人民币年约3%至5%的升值幅度，使得人民币在离岸市场受到追捧。有专家质疑，这种靠“升值”积累起来的人气究竟是不是我们真正想看到的人民币国际化的结果。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原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目前人民币国际化虽然取得不少进展，但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如不能及时加以解决，人民币国际化可能违背初衷且难以为继。

　　业内人士认为，包括美元在内的任何一种货币的国际化进程，都是建立在真实需求的基础上的。若想改变目前这种“升值推动国际化”的有些“畸形”的格局，一是要完善汇率形成机制，让汇率真正上下波动起来而非让单边升值主导市场情绪；二是进一步平衡国际收支，从源头来降低人民升值的压力。

　　国际板酝酿已久只欠东风

　　我国A股市场亟待引进境外公司

　　记者　吴黎华　北京报道

　　尽管已经成为了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证券市场，中国A股市场的封闭格局依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在国际板迟迟未能推出的背后，A股市场的国际化进程和路径，估计在这次论坛上会再度受到关注。

　　国际板年内推出几无可能

　　“目前还在进行相关的技术准备工作，至于具体何时推出，跨国公司以何种方式挂牌，目前都在等待上级领导部门的定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一位工作人员日前对《经济参考报》表示，他悲观地认为，从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今年年内推出国际板几无可能。

　　今年以来，在有关各方的推动下，国际板的推出一直是市场热议的话题。市场此前一度预计，国际板最迟将于今年10月推出，然而，伴随着三季度中国证券市场的持续低迷，国际板的也迟迟未能露面。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曹和平日前表示，国际板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但从目前相关信息看，除非有重大决策，否则年内推出国际板几率不大。

　　除了市场的因素之外，酝酿已久的国际板还面临着另一个不确定因素：有关监管部门领导的换届。日前，原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接任尚福林担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此前，郭树清对媒体表示资本市场应该加快国际化的步伐，因此，市场普遍猜测，郭树清上任后国际板有望加速推出。

　　由于郭树清拥有着多年银行高管的任职经历以及国际化的视野，外界对其上任后推进证监会更加务实的发展、在规范的基础上拓展发展空间，以及跟国际市场对接，包括促进交易品种、对监管方面的创新打开空间等方面都有更高的期望。

　　实际上，早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就曾对记者表示，在推出国际板的问题上，相关监管部门均持大力支持态度，具体的准备工作也进行了三、四年时间，相关技术和法律障碍已经基本得到了解决。

　　李剑阁透露，国际板核心规则的起草工作已基本完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表示已经初步完成了国际板上市、交易等业务规则和技术方面的准备工作，并已深入研究了信息披露、持续监管、跨境执法、投资者保护等重要问题。在公司治理、会计准则、信息披露、上市监管协调等方面，证监会也已和人大法工委、人民银行、财政部、外管局、上交所、中证登等相关监管机构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在我国法律框架内基本达成了共识。

　　利弊之争不绝于耳

　　从进入公众视野的那天起，业内对于A股国际板的争议之声始终未能平静。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认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不仅包括“走出去”，也应当包括“引进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提高，大量企业在国外上市融资，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QDII)广泛投资海外市场。然而，在“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大的同时，证券市场“引进来”的速度则非常缓慢，B股市场发展停滞，引入外资的功能退化，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QFII)规模有限。在我国建立国际板，可以极大地推动我国证券市场“引进来”战略的实施，有利于提升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多层次证券市场体系。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则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通过开办国际板，引入大批优秀跨国公司在此挂牌，这些公司一流而稳定的业绩以及“按季分红”的国际惯例必将对中国A股公司产生重大示范效应，尤其是国际板公司多地上市(挂牌)的合理估值，必将对A股估值体系产生巨大冲击和有益影响，这有利于发挥国际板价值投资理念的导向功能，并让中国投资者在长期投资与理性投资中分享世界一流跨国公司的成长利润。

　　复旦大学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谢百三则认为，在目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国内股票80%的股价比国外高的情况下，推出国际板有百利而无一弊。谢百三认为，国际板必须是在人民币在资本项目完全自由兑换以后，国家股和法人股还有20--30%完全解禁流通后，国内外的股价基本平衡以后才可以接纳外国公司在中国证券市场直接上市。

　　“(推出国际板)还是要慎重。”著名经济学家华生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加大直接融资的方向没有错误，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中国的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已经严重失衡，再加上在推进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大量中小板、创业板的公司上市融资，再加上新三板的扩容，股票市场已经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推出国际板，“一味增加股市的压力、单向扩容并不十分妥当。”华生认为，当前更为重要的应当是打造一个强大的债券市场。

　　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不能长期跛脚

　　在A股国际板拖而未决的背后，所反映出的，实际上是中国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在对外开放上的极端不对称的“跛脚”状态。

　　“中国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有两条主线，一是上市公司的走出去与引进来，二是投资者的走出去与引进来。”董登新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目前，在这两线上，有一条半仍然不畅通：上市公司的走出去已基本没有障碍，但上市公司的引进来却依然与走出去极不对称，投资者的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开放程度亦远远不够。

　　董登新认为，从开放国民待遇的角度来看，上市公司的引进来这道口子是一定要开的。而从分散风险的角度来看，打通港股，藏汇于民，使居民持有更多的外币资产，同时降低门槛，开放港股投资也应当与人民币的国际化、放松外汇管制同步推行，这是大的趋势。

　　“理论上来说，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应当以市场化和法制化为基础。”董登新表示，下一步，中国证券市场应当进行深度市场化的改革，改革退市制度，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进行垃圾债的试点，从法治化的角度来看，则应当进一步改善公司法人治理。在这样两个前提下，中国证券市场应当稳步积极地推进国际化，改变目前对外开放极端不平衡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