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东亚峰会主角之争

　　马鑫

　　金融危机后，亚太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而亚太地区以非传统安全因素为主的安全问题也不断提上日程。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近期为《外交政策杂志》（Foreign Policy Magazine）撰写了《美国的太平洋世纪》，表示今后十年美国将大量资源投入亚太地区，进行战略转移。除了美国不断强调其亚洲国家地位外，印度等都在积极寻找亚太的出口。

　　即将于本月17～19日召开的第六届东亚峰会，美国和俄罗斯将正式参加。他们在亚太有哪些诉求？大国在亚太地区的博弈将会产生何种影响？

　　《第一财经日报》日前专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度对话。

　　宴会的主角是美国

　　第一财经日报：有学者认为，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主要是经济议题，而东亚峰会将主要是围绕安全议题的讨论。东亚峰会将承担哪些主要功能？

　　刘军红：东亚峰会一般是展望未来，一直没有具体议题。因为日本想虚掉“10+3”，推行“10+6”。不过，“10+6”使得东盟国家力量分散，不利于预设2015年独立的共同体的构建。因此，东盟对“10+6”一直持飘忽的态度。

　　由于主导地位的虚化，东盟也有意引入新的力量，以突出东盟的主导地位。当然，美国的进入不仅仅是加一把椅子那么简单，正如一场盛宴，美国需要确保主位，需要重新点菜，而安全议题才正符合美国的胃口。为此，美国从2010年开始准备，开始“炒”东亚地区的一系列安全问题，比如朝鲜半岛问题、中日撞船事件、南海问题等。

　　美国所摆的安全主菜已经确定。此次东亚峰会的第一个层次就应该是中美俄的安全格局——它们都是安全大国。第二个层次也可能有经济贸易合作领域的话题。不过，宴会的主角是美国，东盟安排餐厅、预订包间、负责联络、主持会议。

　　“西进”与“东进”

　　日报：此次俄罗斯首次加入东亚峰会，会有哪些诉求？

　　刘军红：俄罗斯虽然没有对东亚峰会明确表态，但是采取了一系列的动作。比如在鄂霍次克海举行大规模的军演。日本担心俄是否在针对北方四岛，产生对日本的震慑作用；有对中国北上有一种阻隔；同时表明俄罗斯几十艘军舰南下没有问题，可以对其石油天然气的太平洋出海口有战略保障。

　　今年美国把APEC的会议地点选在夏威夷，这是美国在太平洋“西进”的表态；明年俄罗斯把APEC的会址选在远东，是一种“东进”。两家形成一种对立，试图告诉美国，俄罗斯的亚太决心是坚定的，而且有能力对立。

　　相对于南海问题上中美对立，美俄对立要严重和重要得多。中美对立里美国旨在重新开席，以后中美协调将是主调，中美战略与经济关系是不会中断的。

　　日报：美国此次也是首次参加东亚峰会。美国的主要诉求有哪些？

　　刘军红：在太平洋西岸，安全是美国具有优势的议题，把安全议题炒大、炒乱后，美国才有重新进入的理由和借口。奥巴马把东亚峰会、APEC和TPP（Trans-Pacif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紧密联系，主要拉起对抗日本EPA（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经济合作协定）的TPP结构，从更高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捍卫美元的举措。

　　目前世界两大货币体系分为美元区、欧元区，北边的俄罗斯是资源能源大国，正在搞使用卢布结算的大俄罗斯金融计划。亚太还是美元体系，但是空间正在发生漂移。日本主导的亚洲货币制度体系正在挑战美元在亚太的地位。

　　货币多极化趋势导致美元根基动摇，如果把整个亚太空间基地丢失，美元就只能变成美洲的美元。但毫无疑问的是，货币的多极化趋势一定是紊乱国际货币体系的因素。所以，三极货币体制，不会出现物理中的三角稳定。

　　日报：这可以看成美国“回归东亚”的成功吗？

　　刘军红：关键是对美国人提出的“smart power（巧实力）”理解的问题。体现了在权力转移中，如何维护权力和体制不变的问题。实际上，“smart power”是美国利用各种因素和条件在过程中形成的，而非通过对制度建设、预先掌握的。

　　运用不同力量形成美国的“smart power”，恰恰是美国掌控秩序的一个向好发展和升华。这是一种美国主动调整和改变的姿态，为了维护美国实质的有效控制。尽管力量对比在变化，权力在转移，是否在某地区称老大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能使这个变化的体系和制度仍由美国控制。

　　总体来说，美国承认各种力量的成长和增长，适应力量关系的变化，因为单纯凭借自己的力量已经不够，要以此为力量源，顺势发展形成一个新的秩序，而这个秩序还姓“美”。简而言之，这是变动过程中一个动态均衡的过程。结构性的权力转移中，真正的掌握者在美国，这就够了。

　　怎么看待日本提议加入TPP

　　日报：日本已经明确表示要加入TPP，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刘军红：日本加入TPP，反映出美日很深的矛盾。这是美日对立的一个表现。东南亚1997年金融危机后，开始推行“10+3”雏形，防范金融危险而展开的，区域内成员进行了广泛的FTA（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出现了FTA谈判的浪潮。

　　此时，日本谋划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即EPA。在这一制度形成中，日本处于提供蓝本的地位，提供原案，谈判双方在此基础上谈判。这是由于东亚是后发展国家群，对国际法规，尤其通商相关的规则不熟悉，在摸着石头过河。

　　与FTA形成的静态贸易转移效果不同。EPA通过制定一种规则和制度，让其他谈判方进入框架按照其规则和制度发展，这相当于外交影响力。必要时包括动用政府开发援助（ODA），或者对第三方进行瓦解等手段。一旦被拉入框架就实现了“亚洲制度日本化”。到2008年，日本已经基本与大部分东亚国家签署了EPA。在制度层面，基本实现了日本主导的东亚公共体。

　　这次奥巴马政府所谓的“回归亚洲”是对地区合作进程、制度构建进程的回归。因为美国在东亚，从来没有离开过。美国对东亚的制度建设不再保持“善意忽视”，而是积极介入。奥巴马上台后访问印尼和泰国，构建美国版的合作圈，已经表现出美日矛盾。

　　另一个矛盾是东亚货币构建制度的矛盾。其中之一就是东亚宏观经济研究局（AMRO），背后的支持为东亚公共外汇储备库、清迈倡议向亚洲货币基金（AMF）的复活以及东亚版OECD结合形成的AMRO。为了AMRO局长的争夺日本曾下了血本。原本选出由中国人出任第一任局长，任期为三年。但是日本要求中国人只能任期一年，另外两年由日本人担任。这表现了日本对东亚货币主导权的争夺。

　　因此，美国提出了应对EPA的TPP。TPP就是在日本主持横滨APEC会议时提出的，同时拉拢了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他们原本都是日本EPA的成员。

　　日报：日本如果提出加入TPP，是否意味着日本对美国的认输？日本加入TPP的可能性多大？

　　刘军红：美国提出的TPP与日本EPA是对立的，如果日本不理，美国解构日本主导的体制，以后会有更多的成员从EPA中被拽出，日本的影响力就没有了。

　　所以，美国在解构—重构，重新建构新的制度体系。如果孤立于TPP，日本无法在东亚再有作为，AROM的效果也无法表现。

　　对日本而言，加入TPP，一是可以参与美国主导的规则制定；二是通过参与，带着自己的集团进来，在美国的大框架下，日本仍是头儿。

　　但TPP有很强的针对性，包括金融、电信等开放。有些日本很难接受。日本首相野田深思熟虑后，表示“朝参加谈判的方向，而与相关国展开磋商”。90天后，日本国会会对此讨论，才能决定是进还是不进，未来还是不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