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十年：中国如何更给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钱学锋

　　

　　入世十年：中国如何更给力？

　　

　　 入世：第二次开放

　　 2001年12月11日，历经15年的不懈努力和艰苦谈判，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第143个成员。回想当年海内外各界对中国入世的反应和评论，人们普遍以第二次改革和开放的高度来定义其对于中国的重大现实意义。

　　 说入世是第二次改革，是因为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制的一个重要规则基础是市场化。始于1978年的改革，使市场经济制度逐步取代计划经济制度，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从改革的方式上来看，中国选择了更为稳妥和阻力较小的渐进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进行局部的试验和小心谨慎的试错，注重增量而不触动存量，虽然最大限度的回避了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但也使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被暂时掩盖乃至积重难返。与此同时，政府有形之手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也不时挑战市场无形之手的主导地位。但入世有可能改变这种局面。因为多边贸易体制要求的市场化不是局部实验的市场化，而是整体推进的市场化；多边贸易体制要求的市场化不是政府营运的市场化，而是政府权力受到最大约束的市场化；多边贸易体制要求的市场化不是被利益集团绑架的市场化，而是利益集团受制于多边游戏规则的市场化。显然，这是中国入世之后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努力方向。从这个意义上，入世无疑为中国的改革进程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说入世是第二次开放，是因为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制的另外一个重要规则基础是全球化。同样始于1978年的开放，是近代中国首次打开国门重新回归世界经济的大家庭。但这次开放，是整个中国经济濒临绝境的无奈之举，是填补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双缺口（储蓄和外汇）的现实之需，所以这次开放，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动的开放，是一种被动的融入全球化的过程。而且，这次开放也是中国单边向世界开放，但世界并未向中国开放，中国并不能享受到作为世贸成员的最惠国待遇。但成功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之后，中国将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在承担贸易自由化的义务的同时，也会充分享受到作为世贸成员所应享受的各种权利，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还可以参与全球化背景下的游戏规则制定。所以，入世是第二次开放，这种开放是被动的开放转向主动的开放，是不对等的单边开放转向对等的多边开放。和先前的开放相比，入世后的开放无疑在水平上有了质的提升。

　　 如今，中国入世已然十年，适时总结和评估第二次改革和开放的成败得失，对于今后十年乃至更长时期内，中国能否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好更远，就显得尤为必要。一般认为，中国入世有三大核心利益：一是提高国际地位，二是改善发展的外部环境，三是倒逼国内改革。那么，十年来，这三大核心利益是否得到了有效保障和提升，当是评估入世效果的重要维度。

　　 首先，入世切实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入世前，中国就已经是三大国际组织中的两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因此加入世贸组织本身就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一种表现。入世后，中国充分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通过融入全球经济破除了资本、市场和技术等要素约束，实现了贸易和宏观经济的爆炸式增长，跃升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制造更是所向披靡，打遍天下无敌手。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稳定全球经济、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引擎。现在中国业已成为世贸组织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核心成员，也是捍卫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领袖之一。

　　 其次，入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入世前，美国国会每年一次的关于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表决都会让中国政府感到高度紧张。原因很简单，最惠国待遇和普通待遇差别极大，如果中国不能享受最惠国待遇，中国出口的竞争力将受到极大的影响。所以，当年江泽民主席非常关切，入世以后，美国最惠国待遇一年一审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入世后，最惠国待遇是中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所应当享受的最基本的权利，可以说扫清了中国贸易发展最基本的障碍。虽然入世以来中国的贸易崛起引致了越来越频繁的贸易摩擦，中国仍然是世界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也是其他各种贸易救济措施重点关照的对象，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是大国崛起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常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可以运用世贸组织规则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并通过参与新的多边规则的制定，来保障未来的贸易发展享有更加公平的环境。

　　 最后，比较遗憾的是，入世对于推动国内改革的作用不尽如人意。从本质上来讲，世贸组织约束的是政府行为，而不是企业行为。所以，入世的一个美好愿景是，希望通过世贸组织所奉行的市场化原则，对于推动国内市场化进程，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打破政府支持的行政垄断等方面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确实，我们在一些方面也有所进步。例如，10年间，中国已建立符合世贸组织要求的法律体系，清理了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贸易体制和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增强了透明度，尽可能的规范政府行为。在银行、保险、电信等重要服务部门，为外国服务提供者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准入机会，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垄断部门的竞争。可以说，入世后5年中国确实遵照世贸协定与承诺，有力并有序的推动了国内市场化进程和贸易自由化进程，但也应看到，2005年后这种步伐有所放缓，在服务开放、知识产权保护等很多领域没有太大的新进展，而国内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却日益突出，政府对市场的蛮横干预有增无减。可以说，中国真正入世仅仅5年。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深化开放的政策争论和来自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

　　 “出口导向政策的隐忧”

　　 总的来看，入世十年，在前两个核心利益上，我们做得不错，但在第三个核心利益上，就非常的差强人意了。早在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就曾在《国富论》中零散的总结出宋明以来的中国为什么逐渐走向衰败的原因，归纳起来有四点：一是贸易不足；二是没有有效的保障合约实施的制度；三是缺乏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四是国有垄断。这一论断，至今听来仍然震耳发聩。回想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真正解决了什么？只有第一个问题；入世十年来，我们真正解决了什么？也还只有第一个问题。而且，还解决得不一定好，甚至有些过犹不及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通过实施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来解决贸易不足的问题，入世则进一步为这种模式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外部市场空间，毫不夸张地说，入世使得中国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发挥到了极致。毋庸置疑，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对于中国的贸易崛起和宏观经济繁荣居功至伟。然而，荣耀的背后却隐含着更多的深层次的忧虑。正是过于追求贸易的繁荣和宏观经济对贸易的过度依赖，才使得制度层面的深度改革被忽略和拖延。但入世十年，在整个中国经济面临着转变增长模式抉择和转型的十字路口，理当深刻反思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所引致的一连串灾难性后果并进行适时调整。

　　 中国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主要通过充分利用自身的廉价要素参与国际分散化生产，赢取全球化的红利。但在这种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主要从事简单的加工和制造，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获取的分工利得非常有限。一部在中国制造的30G的IPD在美国可以卖到299美元，可以为中国赚取150美元的贸易顺差，但真正为中国企业所得到的价值不到4美元。而且，考虑到中国制造中的外资高参与度，还有相当一部分价值被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拿走，中国所能得到的价值就更惨不忍睹了。所以，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使得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增长仅仅具有地理统计上的意义。

　　 从出口结构来看，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推动的主要是“两高一资”型产品的出口，这以牺牲国内的资源和环境为巨大代价。有人说，今天的中国有一点同当年的大跃进很像，那就是大跃进几乎砍光了所有的树，而今天的中国则几乎污染了所有的水，一样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同样的，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也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国民福利，并在财富分配上导致了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不仅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同时也孕育着极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即便抛开这些不论，仅从出口自身而言，由于出口的增长主要基于量的扩张（集约的贸易边际），而缺少新的产品进入（扩展的贸易边际），使得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增长极易遭受外部冲击的影响并同时伴随着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所以，一个很奇特的矛盾现象反复出现，一方面是贸易持续爆炸式增长，但另一方面衡量贸易利得的贸易条件却不断恶化。入世十年来尤为显著，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子。由于未能进行根本性的结构转变，一种恶性循环也在反复上演，即遭受外部冲击，出口下降，投资刺激，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再次依赖出口。所以，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事实上再次回到金融危机前依赖出口、依赖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的老路上去了。但是应当看到，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方面，发达国家出现了再工业化的趋势，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出口的外部市场空间将会受到极大压缩。

　　 而且，由于长期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的环节，极大的延缓了中国的产业升级和转型，前些年，出口导向型产业最为集中的广东试图“腾笼换鸟”，但笼子腾出来了，却很少有鸟飞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艰难转型的缩影。从企业层面来讲，也没有进行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的动力。因为出口导向型模式的基础是通过压低劳动力价格来获取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既然找几个打工妹、打工仔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冒险进行代价高昂的技术创新呢？当然，不能否认完全没有技术创新，但更多的技术创新属于资本节约型的模仿性技术创新，所以中国可以很容易山寨出iphone，但却没有一家苹果这样真正创新型的企业。要知道，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才是一个国家长期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在这一点上，日本的教训值得警醒，日本之所以失去二十年，很大程度上和日本只会模仿性技术创新密不可分。

　　 从更为宏观层面上考虑，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所累积的巨额双顺差，形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强大市场压力，处理不当，将会导致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甚至陷入长期萧条。在这一点上，日本的惨痛经历同样让我们十分的谨慎。而自2006年以来，国内出现了通胀和双顺差并存的局面，米德冲突显现，更加考验政府的宏观调控智慧。面对两难局面，政府很难兼顾，在政策目标上，如果要缓和通胀，某种程度上就要以人民币升值为代价；而要稳定人民币汇率，则要容许国内出现一定程度的通胀。但通胀和汇率升值，哪头都会触动整个社会紧张的神经，引发不满和社会动荡的担忧。此外，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所累积的巨额外汇储备，同样尤为烫手，它涉及到以巨大代价换取的国民财富是否能得到有效保障的问题。

　　 尽管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带来了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等一系列负面影响，但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向来相信这样一种观点，在国内消费需求短期难以有效改观，投资效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唯有贸易这驾马车才能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如果贸易增长停滞，将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破产倒闭和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失业，不仅无法保证增长，更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此，对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的过分推崇和迷信使得其他领域的结构性改革一缓再缓、一拖再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