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金融风险 坚持金融改革 中国入世的一场重大战役

　　专访原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

　　化解金融风险 坚持金融改革 中国入世的一场重大战役

　　

　　 本报首席记者 赵忆宁 报道

　　 中国入世谈判15年全幅图景应该是一幅三维画面，这三个维度由谈判、发展与改革组成，缺一不可。如果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过程视为一场战役，那么，中国入世前后而进行的前所未有的化解金融风险、降低不良资产、稳步推进中国金融业改革和开放，就是另外一场更重大的战役。经过这场战役，中国银行业从“技术上破产”，走上世界崛起。这一场重大战役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是在以中央银行为主导、国有银行为基础、多种金融机构组成的全国金融体系中进行的。1995年6月到2002年底戴相龙任央行行长，是这一场战役的重要参谋，也是坚定执行党和国家重要决策的部门领导人。

　　 戴相龙是一个有着特殊经历并有重要影响的中国金融界和地方政府领导人，现在掌管9000亿元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运营。我第一次采访戴相龙是在1995年6月，是他刚刚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时候，文章刊登在《瞭望》周刊第20期上，受到各方一致好评，题目是“金融形势与金融改革”。那时戴相龙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严谨与专业。在他卸任天津市长，回京任全国社保基金会理事长时，我曾写过有关他在天津工作受到市民赞扬的报道，被他谦虚地劝阻发表。戴相龙在中国宏观金融调控、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改革开放中扮演了两个重要的角色：一是中央有关金融决策的参谋，二是国家重大金融决策的坚定执行人。

　　 在参加世界贸易组织的整个谈判过程中，金融问题成为留在最后的几个难点问题之一，因为在谈判的背后，只有在极小的决策圈子内才知晓中国的金融风险究竟有多大。如以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导火索的泰国为例，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泰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为7.9%，受到严重冲击的马来西亚为6.4%，印度尼西亚为17%，而中国银行业整体的不良贷款率之高世界罕见。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按照四级分类为30%，按照五级分类则高达40%以上。在与美国完成双边谈判的1999年的那个时间点上，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上升到38%，即使到了2001年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时候，实际上四大银行总体上仍然处于资不抵债。有外国专家称，中国距离系统性金融危机“只差一根导火索”，因为整个中国金融系统实际上已经处于“技术上的破产状态”。

　　 中国入世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另一幅美丽的画卷：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都经过股份制改造成为上市银行，全球银行上市公司排名的前三位都是中国的银行，中国的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已经下降到1%以下，中国的金融资产总值排位世界第三位，外汇储备占到世界的1/3，国家对外金融净债权已经达到2万亿美元，是世界上第一大的净债权国。中国金融业已经在世界崛起。

　　 极为脆弱的中国金融体系，在十多年前到底经历什么样的努力才有了今天？戴相龙向我讲述了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背景和重要决策形成过程。戴相龙向我反复讲，1997、2002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认真评估了当时中国金融业严峻形势，正确制定了化解金融风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稳步促进金融开放的方针和一系列政策，并在全国坚定执行。上列会议，在化解金融风险，为我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后提高我国金融业竞争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6年8月5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北戴河召开有关会议，听取戴相龙有关中国金融业风险的汇报。当时戴相龙的判断是，风险的程度虽还不至于产生全国性的金融风暴，但是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有可能导致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进而影响到改革与开放大局。这一判断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并被纳入了中央要研究的紧迫课题。1997年2月19日，江泽民总书记召集有关会议，专题研究化解中国金融风险的措施。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提出，召开一次高层领导人会议，把金融风险告诉全党的高级干部，制定和落实整顿金融秩序和推进金融改革的措施。

　　 化解金融风险 坚持金融改革 中国入世的一场重大战役

　　 在筹备召开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前夕，国内外发生两件重要的事件：一是以某市为代表，国内出现多处区域性存款挤兑事件，二是1997年7月从泰国开始发生东南亚金融危机。这些都促使中央加大化解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力度。1997年11月17日到19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省、部长参加会议，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朱镕基副总理作重要讲话。这次会议后，提出十四项措施，重点是党中央、国务院加强了对全国金融业的集中统一领导，对银行、证券、保险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提出“国有商业银行要力争在三年内使不良信贷资产比例每年下降二至三个百分点。”2002年2月份，党中央、国务院再次召开同等规格的会议，这次会议提出“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可改组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这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以后一系列会议，对化解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和开放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

　　 尽管采取各种整顿措施，不良贷款率仍从1994年的20%上升到1999年的38%。不良贷款数额大、比例高，除了银行内部管理十分薄弱、信贷资产质量划分标准提高外，主要是因为银行一直承担“二财政”职能，后来又承担了国有企业破产的成本。如果国家不采取救助措施，这些银行的改革也很难进行。在一段时期内，一场连续的、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国家救助银行的行动开始实施，目标是降低银行的不良贷款。

　　 戴相龙向我讲述了国家救助的几段往事。1998年戴相龙向朱镕基总理建议，用发行特别国债为国有商业银行充实资本金，得到了他的同意和有关部门支持。当年2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财政部向四家商业银行发行了特别国债，为相关银行补充2700亿元资本金。1999年5月，国务院决定先后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分别剥离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不良资产约1.4万亿元，使不良贷款率从38%下降到28%。到2001年底，四大银行总体计算仍处于资不抵债。2002年初人民银行曾建议是否再一次为其剥离不良贷款，后因条件不具备没有深入论证。2003年3月，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后，又通过汇金投资公司，先后动用约800亿美元，为国家国有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充实资本金。通过中央银行再贷款和中央财政支持方式，国家又一次为四家银行剥离近1.8万亿不良资产。此后，才有我们看到的不良贷款率迅速下降的情形。到2010年，全国银行系统不良贷款率降至1.14%，资本充足率已升至12.2%，资本利润率达到17.5%，工行、中行、建行上市5年，农行上市一年，共实现利润近2万亿元，交纳所得税近4000亿元。中国政府对国家银行及时、有限、规范化救助，不但化解了历史积累的金融风险，也为中国金融业改革和开放创造了条件，为国际社会化解金融风险积累了经验。

　　 引导受访者开口说话是记者完成采访的第一要务，戴相龙不接受引导，也很难让他“开口说话”。事实证明，在没有原始记录或者文献的情况下他是不会张口就来的。为了这个采访，我在社保基金会他的办公室与他见了三次面：第一次是他主导为后来的采访搭建“对话”框架，尽管我有自己的采访提纲，他送给我三本书，包括《戴相龙金融文集》；第二次见面是进一步与我协商完善框架，戴相龙拿出准备好的两万字书面材料供我参考，很多材料是从他过去工作日记中搜集的；直到第三次见面他才有选择性地开口说话，谈话的范围都是围绕着他所搭建的对话框架。严格的说，被受访者如此安排的采访我还是第一次体验。

　　 中国加入WTO的决策与谈判过程

　　 《21世纪》：作为党内的高级干部，特别是在中国入世谈判后期任人民银行行长，您既是参与者也是见证人，您能回忆党内主要决策者是否清楚银行、保险等即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吗？

　　 戴相龙：我认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金融业参加世贸组织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有着全面正确的分析。一方面，看到我国金融业存在的问题。长期以来银行、保险、证券基本上没有按照现代金融企业来办，管理落后、资产质量差、盈利水平低，在中国境内有很多方面难与外国金融机构竞争。另一方面，看到我国金融业改革和发展的优势，我国金融市场广阔、人才众多，有竞争力。国家领导人看得很远，通过适度开放，我们可以吸收更多的资本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会对我们国家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发挥促进作用，为我们国家的银行业走向国际创造有利条件。因此，中国政府对金融业参加世贸组织所开的条件，是积极的，又是可承受的。中央领导下决心对我国金融业进行整顿和改革，也为我国金融业参加WTO，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创造条件。

　　 《21世纪》：1999年12月4日您在中国人民银行召开的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报告会上作了主题报告，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长远看，利多弊少”。您是否可以回忆，当时党中央做出“利多弊少”的判断是否清晰？“得”是什么？“失”又是什么？

　　 戴相龙：中央领导多次讲，参加世贸组织是有利有弊，利大于弊，是中美（外）互利双赢。我理解“利多弊少”不是对各个开放事项利弊的加减结果，而是对中国参加世贸组织长远得失的总体判断。中国参加WTO，有利于促进内部改革，有利于利用国内外资源和市场发展中国经济，符合中国长远利益。另外，中国参加WTO，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加，所有承诺对我们又是有压力，又是可以承受的。美国政府也同意给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放弃一般保护条款，5年取消对中国纺织品进口配额管理，也考虑到了中国利益。在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条款上，既考虑我国行业和市场的承受力，也给外国金融机构扩大了参与中国金融市场的机会。

　　 《21世纪》：中国加入WTO必将对国内行业利益进行调整，党中央、国务院是如何统一党内高级干部思想的？都在什么场合或者以何种方式？有人说，中国政府做出加入WTO的决策时是“黑箱作业”，没有充分听取部门的意见，是这样的吗？

　　 戴相龙：WTO的前身是1948年成立的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中国是GATT的缔约国之一。1986年中国申请重返关贸总协定。中国要参加WTO是顺理成章的，是既定目标，大家关心的是在什么时候、各个行业以什么条件参加WTO。

　　 1998年6月，江泽民主席提出“入世”三原则，即：WTO没有中国参加是不完整的；中国毫无疑问要作为发展中国家参加；中国入世坚持权利和义务平等原则。这些原则，不但是说给外国领导人听的，也统一了中国党政和企业领导人的思想。中国政府就重大问题的决策，都有一套完整的议事程序的。

　　 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做出加入WTO的决策时，对有关行业加入WTO后的利弊，都进行了专题分析，并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和建议基础上作出的决定，根本不存在所谓“黑箱作业”。党中央、国务院还通过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对高级干部就参加WTO进行全面培训。

　　 《21世纪》：在WTO协议签订前，在美方提出最后要求这一谈判高峰时，以您的亲身经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如总书记和总理对重大问题是如何决策的？

　　 戴相龙：1999年11月12日上午8时，美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威廉·麦克海约见石广生，后见龙永图，提出美方的最后要求，外贸部领导将美方意见汇报给中央领导。对美方提出的几个重大问题，是在江总书记指导下由朱总理直接处理的。12日深夜，朱镕基总理通知国务院有关部委主要领导到中南海开会，当时我接到通知后立即赶往中南海。13日凌晨一点，朱镕基总理召开会议。先是朱总理讲话，后由石广生介绍中美双方谈判最后分歧，之后是大家讨论，最后朱总理总结。

　　 在这次会上朱总理强调：首先，中外合资寿险公司中的外方股份不能超过50%，中外合资增值电讯业务的外方股份不超过50%，在这两个50%上我方决不让步；其次，基础电讯出入口必须经过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中方绝对不能让步；第三，一般保障性条款，美方提出15年后取消，我方提出10年后取消。11月13日上午10时半，朱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美国贸易代表查伦·巴尔舍夫斯基和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吉恩·斯珀林带领的美国政府代表团。11月15日上午9时50分，朱镕基总理率副总理钱其琛、国务委员吴仪到外经贸部，和美方代表谈判。有关1999年11月13日、15日朱镕基总理最后两次与美方谈判的谈话，这些内容在《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三卷第352页到374页有详细的披露。

　　 《21世纪》：以银行、保险、证券为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承诺的开放程度是如何考虑的？包括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区和客户对象的限制，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中的外资股权比例限制，以及外资保险公司开放地域和业务范围的限制。

　　 戴相龙：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过程中，我方本着互惠互利、争取双赢的原则，既要承诺我方应承担的义务，又要保护我国的民族金融业。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中，我国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开放程度是与这三个行业的现有对外开放程度、承受能力和未来发展趋势相适应的。

　　 我国对银行业参加WTO承诺的开放度，是在已有开放基础上扩大的。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始于20世纪80年代，到参加WTO前，从允许外资银行来华开设代表处，到允许其开设营业性分支机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截止1999年底，允许23个城市设外资银行，已有18个城市开设外资银行，并且已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87家外资金融结构和企业集团在我国境内设立182家营业性金融结构。此外，有38个国家和地区的166家外资银行在我国境内设立248个代表处。截至1999年末，在华的外资银行资产总额318亿美元，占我国金融业总资产不到2%。其中外汇贷款余额218亿美元，约占我国境内全部外汇储备五分之一。

　　 在最后一轮谈判中，我国在银行业开放方面主要把握四个原则：一是对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客户仍要限制，不能马上取消；二是将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分别实施，坚持人民币业务客户限制的开放服从于地域限制的开放；三是对外资银行跨地区经营人民币业务仍要实施限制，不需经过审批；四是在市场准入方面保留相应的限制，要经金融监管当局严格审批。

　　 在证券业开放上把握三个原则：一是在合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中，中方保持绝对控股地位；二是合资证券公司不得进入A股二级市场；三是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业务范围与中资公司业务范围一样。

　　 在保险业开放上把握三个原则：一是外资进入寿险领域只能设立中外合资寿险公司，外资股份不超过50%，同时拒绝美方提出的增加外方拥有管理控制权的条款；二是拒绝了美方提出的每年必须批准若干家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要求，只承诺按照审慎监管的原则审批市场准入；三是不承诺保险经纪公司进入中国市场。1999年底，已有9个国家和地区的14家外国保险公司在华设立20家营业机构。全年保费收入约20亿元人民币，占全国1393亿元保费收入的1.5%。

　　 《21世纪》：您参加了1999年9月5日国务委员吴仪主持的研究恢复谈判参加WTO底线的会议，时过境迁，您还能回忆当时如何讨论我国政府涉及金融开放的底线内容？

　　 戴相龙：1999年9月5日国务委员吴仪召开会议，研究恢复谈判参加WTO的底线。石广生部长介绍我方的底线。

　　 涉及金融开放的内容是，银行方面：在同城营业网点设立上不承诺给予国民待遇；有关经营人民币业务，美方提出参加5年后取消人民币业务在地域上限制，中方坚持5年后扩大到24个城市；人民币服务对象，先对工商企业，然后承诺对居民个人办业务。保险业务方面：美方提出一年后寿险公司的外资比例不超过51%，我方提出不超过50%；保险经纪业务，美方提出，中方不承诺；保险业开放地域，美方提出参加5年后取消限制，中方提出6年取消。证券业务方面：美方提出入世后，在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中，外方持股比例不超过49%；5年后，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外资比例达到49%，进行一年A股试点；中方提出，入世后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中，外资比例不超过33%，加入后3年不超过49%；证券公司，加入后3年，外资不超过33%，不承诺49%；不同意外方进行A股试点。

　　 《21世纪》：中美双边谈判有关外资在寿险公司的比例发生的分歧，差点致使谈判终结，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戴相龙：美国友邦保险公司于1931年在上海创立，总部设在香港。1992年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在上海成立分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获许在中国大陆经营保险业务的独资外资公司，也是第一家把保险营销制度引入国内的保险公司。当时，我国保险业刚刚开放，对外资投资比例不作规定，对财险和寿险也未要求分设，友邦保险公司在上海成立合资外国分公司是美方全资公司，同时办理财产、人寿业务。对寿险和产险业务分设公司经营后，上海友邦公司则成立了外国全资公司。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把外资投资比例从不作限制降到51%，但未出台相关管理办法。1997和1999年中美谈判，美方提出外资寿险公司比例可达51%的要求。

　　 中方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过去允许美国友邦保险公司在中国成立外方全资公司经营寿险业务，是开放初期的个案，不能作为参加WTO的普遍标准。美方坚持寿险公司外资比例可超过51%，中方坚决反对，坚持最高比例只能是50%，但产险公司外资比例可不受限制。有关这几个问题的争执，几乎导致最终谈判破裂。经过一揽子谈判，最后美方对中方要求给予了理解。

　　 化解金融风险 坚持金融改革 中国入世的一场重大战役

　　 2005年公布的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的“实施细则”明确，“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合资保险公司，其中，外资比例不得超过总资本的50%”。到2011年4月，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内地有24家，其中一家即友邦保险公司为外资独资，并在上海、广州、佛山、深圳、东莞、江门、北京、苏州设立了分公司，其余23家为中外合资，外方股本最高不超过50%。

　　 《21世纪》：WTO中美双边协议中美国承诺了什么？中方坚持了哪些原则？又在哪些方面进行了妥协？

　　 戴相龙：1999年11月22日吴仪国务委员召开参加WTO谈判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由石广生部长（团长）通报6天与美谈判情况，研究后续工作。石广生部长介绍中美协议主要内容：第一是美国承诺了什么：（1）承诺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2）放弃特别条款；（3）向中国出售高新技术；（4）5年后取消对华纺织品进口配额；（5）反倾销条款，12年后取消。我们认为长了些。第二是我方守住什么：（1）增值电讯，寻呼机合资外方不超50%；（2）寿险外资不超50%；（3）音影娱乐软件，是允许分销，不许制作；（4）2006年7月1日，汽车关税降为25%，2005年降到30%；（5）保留化肥专营权。第三是我们作了什么让步：（1）大豆关税降到35%，不讲配额；第二和第三项的具体内容我记不清楚了；（4）是汽车关税；（5）电讯，传呼外资可占50%（原坚持外方49%）；（6）外资银行除地域、客户限制外，可给国民待遇；（7）承诺电信增值服务；（8）加入后每年加5部电影；（9）大型商业寿险公司可进中国，外方占股份50%。

　　 吴仪同志就中国参加WTO多次召开会议。1999年12月3日，她向我们宣布成立WTO工作小组，总结近期工作。吴仪同志是组长，王忠禹为副组长，有关部门主要领导是成员，其中，戴相龙、周正庆、马永伟是成员。2000年1月12日，中央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财税专题研究班（1999年初举办金融专题研究班）。此班后期增加参加WTO的培训。2000年5月29日、8月25日、11月10日，吴仪同志多次召开参加WTO工作小组会，分别研究中美达成协议后中国参加WTO的一系列后续工作。

　　 《21世纪》：我想知道，您当时作为央行行长，您对金融业参加WTO最大的担心是什么？

　　 戴相龙：我最担心的主要还是人才竞争。我国金融业不乏金融人才，但是我们的金融企业长期执行行政事业单位的人事薪酬制度。做同样的工作，有同样的资历，一个专业人才，在国有银行月薪2000块钱，但是在外资银行就可能有几万元、十多万元。我担心中资金融企业高管人员会被外资企业挖走，从而也把高端业务客户带走。我担心的问题最初也发生了，但是，中方人才很多，部分人才流失并未影响大局。再说，中资金融企业改革加快，工资收入也有了很大提高，促进了中资银行人才队伍的稳定。当时也没想到我们股份制金融企业的改革进展这么快，也没有想到股份制金融企业高管人员也会有几十万、一百多万元的年薪。另外一个担心是，外资金融企业有管理优势和管理经验，他们的金融产品比我们丰富，很多金融产品他们有，我们没有。但是，后来看，这个担心也是多余的。外资金融机构只能依法从事各项业务，如开办新的金融产品必须要经过人民银行审批，中资金融机构也可办理，经过学习，中资金融企业也会办得很好。比如保险行业，美国的公司是雇了几千、上万的业务员上门去卖保单，这些做法很快就被我们吸收。总的看，过去对金融业参加WTO的承诺，我们全部兑现，而且开放幅度在加大，参加WTO明显促进了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发展。

　　 中国金融业如何为加入WTO做准备

　　 《21世纪》：今天我们的银行业今非昔比，工农中建交都已经上市，工商银行已是世界市值第一的银行。在谈判之初，我们银行业的资产状况是什么样的呢？

　　 戴相龙：很长时间以来，我们的银行基本上是一个半事业、半企业性质的机构，银行形成大量不良资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地方把银行当成“第二财政”。政府必要的开支，如果财政拿不出钱就让银行拿，因为财政的收支预算、决算要受到人大审查，赤字多了不行。银行补了财政收支缺口，最终形成不良贷款。

　　 过去银行也没有资产质量评估和监控制度，只是考核贷款的周转率。1987年我在农业银行当副行长时，当时国务院提出对经济增长实行“集约化”经营，根据这个精神，我们在农行推行了“信贷资产集约经营工作计划”，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措施，就是制定资产质量划分标准，降低不良贷款率。1987年7、8月份，我组织了8个经济师在延庆召开了研讨会，讨论银行的资产质量怎么划分，我们提出“四级分类法”，把贷款质量划分为正常、逾期、呆滞、呆账。按照四级分类方法，当时农行的不良贷款是15%。1995年6月15日，我在人民银行筹备和召开了全国银行业经营管理工作会议。镕基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4家国家专业银行2-3年把不良贷款比例从1994年的20.4%降到17%以内。他评价人民银行召开的这个会是历史上召开的最好的会议之一。

　　 1998年，因为准备参加WTO，我们改按国际标准推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法”，这个标准更为严格。8月份，我在广州主持召开人民银行、国有商业银行领导人参加的“贷款五级分类”试点工作会议，发现不良贷款率用五级分类划分比四级分类划分大致上升10个百分点。后来我们就决定采用过渡性的措施，对外继续按四级分类，对内同时增加五级分类，经过3年努力，两个比例比较接近了。从2000年开始，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开始下降。此后，中国人民银行根据朱镕基总理要求，开始披露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2002年末，4家银行境内账面不良贷款率按照四级分类是21.4%，比上年下降3.95个百分点；按五级分类，是26.1%，比上年下降4.92个百分点。

　　 《21世纪》：国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什么那么高？1994年四家国家专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是20%左右，1999年不良贷款比例上升到38%。剥离不良贷款后为什么不良贷款率不降反升呢？

　　 戴相龙：国家银行存在巨额不良贷款，一是因为中国融资结构不合理，间接融资比例过高，直接融资比例过低，国有企业无本、微本经营，风险转嫁到了银行。二是国家银行没有办成真正的银行，成为“二财政”，贷款放出收不回。三是国家银行承担了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本。四是社会信用环境差，逃废债务严重。对此，朱总理在2002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有深入分析。1999年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为国有商业银行剥离大量不良贷款，大量剥离工作是在第二年进行，不良贷款比例下降没有反映在当年。1999年不良贷款比例比1994年还上升18个百分点，原因是多方面的。1992-1993年经济过热，银行乱拆借，乱办信托公司，造成一大批不良贷款，并在1995年后逐步暴露。1998年后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又增加一大批不良贷款。外国银行发现借款人不能及时归还到期贷款，不仅不会继续贷款，而且要依法追回贷款。而在中国，即便企业不能归还到期贷款，还不得不同意延期还款，甚至追加贷款。1999年全国贷款9万亿元，比1994年增长一倍，不良贷款增长更快。随着不良贷款越来越多，又没有利润，资本金得不到相应补充，坏账增加，很容易使银行资不抵债。另外一条原因，是社会融资结构不合理。融资渠道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直接融资形成资本，间接融资形成负债。我国股票市场融资少，企业做无本生意，生产经营靠贷款。一旦企业严重亏损，最后都成了银行的不良贷款。

　　 《21世纪》：为了适应加入WTO后金融业的开放，中央是如何进行银行改革的？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有一整套银行改革思路吗，还是面对外资银行压力，而进行的被动调整？

　　 戴相龙：中国的金融改革不只是为适应加入WTO后金融业的开放，中国金融改革是为了适应和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的发展，与此同时，也适应参加WTO后的对外开放。中国的金融业改革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主动进行的，是有理论指导的、有规划、有步骤、循序推进的。邓小平理论中的有关金融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论述，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等，指导了我国的金融改革。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有关经济体制改革若干意见中也明确了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目标、主要任务，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明确了金融改革的主要内容。1997和2002年中央金融工作会制定了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政策。

　　 在1985年前，中央银行是办工商信贷业务的，此后把工商信贷业务分离出去成立工商银行，加上其它银行共成立四家国家专业银行。到1995年公布商业银行法后，又把专业银行一分为二，变成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工农中建都是商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是政策性银行。到了2002年以后，又把我们的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成股份制银行，并分别成为上市银行了。现在，又正在把国家开发银行改为商业银行。中国金融业的改革路线图是非常清晰的、连续的，经过20多年努力，基本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并为其服务的现代金融体系，这在欧美国家政体下是难以做到的。

　　 《21世纪》：1997年与2002年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传达了什么最重要的改革信息？是否与加入WTO密切相关？

　　 戴相龙： 1997年11月17日中央召开的金融工作会议规格很高，各省、区、市的行政一把手、国务院各部门的部长和全国性金融企业领导人及主要银行的一些分行长都参加了会议，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朱镕基副总理都作了重要讲话。在这个大会上，我发言讲了全国金融风险问题，周正庆同志发言讲了证券风险，曾培炎同志就这次会议文件起草作了说明。中央领导在筹备召开这个会议时说，我们党办事从来都是坚持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但是货币信贷要在全国调度，必须加强党和国家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同时，也要发挥地方积极性。这个会议形成的文件出台15条措施，最重要的措施是：人民银行和工、农、中、建等国家大型金融机构成立了垂直领导的系统党委，由新成立的中央金融工委统一管理，由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温家宝同志兼任书记；撤销人民银行省分行，建立跨区域一级分行；对银行、保险、证券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整顿金融机构，撤销和关闭严重违法违规的地方金融机构；要求国有商业银行力争三年内使不良信贷资产比例平均每年下降2-3个百分点。这次会议的目的主要是化解金融风险，加强统一管理，在中国金融业起到一个治乱的作用。

　　 2002年2月份又开了一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人跟上次一样，这次会议的核心任务是讨论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建设，提出要对国有独资进行股份制改造，同时创造条件上市。两次会议内容的重点不同，第一次着重是治乱化险，第二次着重是改革金融管理体制。

　　 这两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召开，与我国参加WTO有很大关系，但是，更是为了建立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金融体系，增强我国金融企业的竞争力。通过这两次金融工作会议和以后的重要会议，使我们国家的金融业从原来比较混乱，走向了相对规范，从原来风险聚集过渡到稳健经营，为后来金融业现代化打下了基础，这也就为我们参加WTO，更好履行参加WTO的承诺，为我们走向国际创造了有利条件。

　　 《21世纪》：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率在30%以上，国家在一段时期内逐步救助国有银行降低不良资产，能讲讲我们还不知道的故事吗？

　　 戴相龙：银行存在巨额不良贷款，

　　 有银行内部管理问题，更主要是体制、机制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要靠改革。但是，若等待银行改革，靠银行利润解决不良贷款是不可能的，而且会积累金融风险。所以，国家对有关金融企业必须救助，为其自身发展创造条件。1998、1999年和2003年后，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共有三次救助安排。为了帮助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创造条件，必须对其资不抵债进行救助，这是进行我国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必须付出的经济成本。

　　 第一次救助国有商业银行是在1998年。根据1995年公布的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8%以上。当时4家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远远达不到这个规定，而中央财政又无力拨增资本金。我向朱总理建议，通过发行定向国债为国有商业银行充实资本金。具体操作方式是：中央银行下调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有关商业银行用置换出来的资金购买中央财政发行的定向国债，财政部再将筹集到的资金拨补有关银行资本金。这个建议得到了朱总理的同意，并要我按程序推进。我奉朱总理之命找到人大财经委主任柳随年，他是著名经济学家，很了解我国银行不是真正独立的商业银行，救助资不抵债的国家银行是必须的。他召集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会议，我向他们作了汇报，得到了他们的支持。紧接着我们又向田纪云副委员长汇报，他也表示同意。财政部长刘仲藜于2月27日向人大常委会就此议案作说明，2月28日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相应决议。特别国债期限30年，年利率7.2%，共为4家国有商业银行充实2700亿资本金。这项措施是符合法规的，是按程序进行的，对提高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发挥了重大作用。

　　 第二次救助国有商业银行是在1999年。当时测算4家银行资本充足率，是用1997年6月的统计资料，实际不良贷款远比原来掌握到的数据要大很多，而且还在迅速上升。为了集中处置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历史遗留且长期得不到解决的不良贷款，1999年国务院又决定先后成立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等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收购、处置、经营来自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约13900亿元不良资产。国家开发银行当时不是商业银行，也给它剥离了1000亿不良贷款，但是没有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具体做法是，由中央财政分别向4个资产管理公司拨付100亿资本金，中央银行向有关资产管理公司发放再贷款，公司用此资金以原价收购从相关银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贷款，相关商业银行用按原价出售公司不良贷款后获得的资金再归还对央行的借款。这次剥离后，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从38%下降到28%。

　　 第三次对国有商业银行及其它国有金融企业救助是在2003年和以后一段时间。尽管通过剥离不良贷款使不良贷款率有所下降，但到2001年底的时候，由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要冲销银行近8000亿元贷款，4家银行中大多数银行仍居于资不抵债。我分别跟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农业银行行长尚福林、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建设银行行长测算各行资本充足率，测算结果是，对4家银行累计剥离9700亿元不良贷款后，方可使4家商业银行总体计算达到资能抵债，从而为这些银行向各方面筹集资本金创造条件。2002年，人民银行曾建议是否再一次为4家银行剥离不良贷款，由于当时缺乏相应条件，未能对这项建议深入论证。2003年3月新一届政府成立，继续为国有金融企业注入资本或剥离不良贷款。中央财政向金融机构发行国债，用所筹资金购买2000亿美元，交由中投公司投资，其中约800亿美元用于充实了有关金融机构的资本金。中央银行与中央财政合作，又为国有银行剥离不良贷款1.8万亿元，操作方式比1999年有了改进。

　　 从1998年到现在为止，国家以各种方式，包括人民银行的再贷款，财政注资，共为国有大型金融企业增加资本金和剥离不良贷款3万多亿元人民币。采取这些救助措施为后来的国有金融企业股份制改革和上市创造了条件。如前所述，4家国有控股的大型商业银行上市后，不仅获得了巨额利润，向国家交纳了大量税款，而且为我国金融业稳健发展和逐步迈向国际化创造了条件。实践证明，国家对国有金融企业的救助是必要的、成功的。

　　 《21世纪》：您能再讲讲对地方金融机构救助的故事吗？

　　 戴相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设一批中小型地方金融机构，主要是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等，八十年代地方还设立了许多农村合作基金会。这些机构在促进金融改革、支持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也有不少机构严重违法违规经营，产生许多犯罪案件，造成资不抵债，不断发生群众挤提存款事件，影响社会稳定。国务院决定，对这类机构或者撤销，或者关闭，并依法惩处犯罪分子，同时，取缔非法机构。2000年4月以来撤销城市信用社300多家，信托投资公司84家，清理、关闭大量农村合作基金会。在清理、撤销、关闭这些金融机构时，面对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维护存款人特别是自然人合法权益。1999年4月，我陪江泽民总书记到四川调查，省领导汇报关闭农村合作基金会后，老百姓的存款无法支付，于是出现了老百姓冲砸乡政府和金融机构的事件，希望国家帮助解决。后来我和省里领导共同想了一个办法，当时工农中建四家银行省分行每年要向地方政府上缴5%的营业税，约有30多亿元。我建议银行先拿出30亿来借给省政府，确保支付农民的存款和利息。年底商业银行用这笔借款抵缴营业税，双方都不吃亏，叫做“四川模式”。但是，这个做法是救急，不宜推广。

　　 后来处理类似问题时，没有再采用四川的做法，但是，中央不拿钱，存款支付问题仍然不能解决，中央拿钱也不能由中央财政安排。1999年11月12日，国务院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会议决定主要内容是：坚决关闭严重违法违规的地方金融机构；由人民银行发放再贷款，支付存款人特别是自然人合法存款，此项借款由地方政府借、还；依法查处违法犯罪案件。同时，制定了有关管理办法。朱总理对这项工作十分关心，为此还给我写了信，此信收在《朱镕基讲话实录》第四卷中。当时测算，关闭这些金融机构，要保证正常的存款支付，需要中央银行贷款2000亿元。由于控制的比较严，中央银行实际借出去1500亿元，到目前为止，地方政府还了800亿元，还有700亿左右尚待归还。应该讲，中国这么大，关闭那么多违法地方金融机构，为维护存款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采取上述办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是依法有序进行的，效果也是好的。

　　 《21世纪》：化解地方金融风险工作相当复杂，你们是怎么做的？

　　 戴相龙：第一，中央银行摸清省市区的地方金融风险的底数。第二，为国务院代拟各种处置金融风险的法规及政策，并让有关领导、有关人正确理解和执行这些法规。第三，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密切合作。人民银行改进作风，不是靠地方首长来京会商，而是我们下去当面谈。我曾带人民银行有关司局长及工作人员到广东、湖南、辽宁、山东、河北、重庆、四川等8个省市，面对面商议，化解地方金融风险问题，并在事先充分沟通的基础上，明确双方义务。地方政府负责处置风险、保稳定、还借款。人民银行负责法规咨询、专业指导、及时安排再贷款。国务院有关部门与有关地方相互谅解，密切合作，较好地完成了集中处置地方金融风险的任务。

　　 化解金融风险 坚持金融改革 中国入世的一场重大战役

　　 中国金融业需要进一步开放

　　 《21世纪》：中国参加世贸组织已有10年，至今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度如何？

　　 戴相龙：中国政府完全履行了中国金融业参加WTO的各项承诺。外资金融对中国金融市场参与日益加深。到2010年底，有14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华设立37家外商独资银行、2家合资银行。有41家境外投资机构向中资银行投资入股384亿美元。在华外资银行总资产1.74万亿元，占全国2%。现有合资证券公司12家，合资基金管理公司37家。已有外资保险公司54家，总资产占全国5%以上。中资金融机构也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截至2010年底，中资银行对外设分行、子公司或投资入股外国银行资本金和拨付营运资金近400亿美元，总资产约6000亿美元。有18家中国证券公司和12家基金管理公司在境外设立子公司。中国参加WTO未对资本项目对外开放作承诺，但通过对国内合格机构投资者（QDII）和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QFII）核定投资总额，允许在额度内进行跨境证券投资。

　　 《21世纪》：为参加WTO，中国金融业在化解风险、坚持改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中国金融业从“技术破产”走上“世界崛起”。你认为中国金融今后改革开放重点在哪里？

　　 戴相龙：今后10年中国金融业改革，应该在继续完善我国金融体系基础上，积极稳步参与金融全球化。1997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许多金融改革措施，但从工作量看重点是在整顿金融秩序、化解金融风险。2002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重点是改革，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时隔十年，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开放取得超过预想的成效。今后，围绕服务实体经济，我国应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我国金融业在国际金融市场的服务水平和竞争能力，更好支持中国经济走出去。如果再开一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国积极稳妥参与金融全球化将是会议的一个重点。

　　 《21世纪》：站在WTO十周年这一历史起点上，您对中国银行业未来的改革开放有什么建议呢？

　　 戴相龙：从总体来说，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成效十分明显，但是金融业作为服务业还存在很多不适应。

　　 首先，改善社会融资结构。目前社会融资还是以银行为主，直接融资比例依然过低，企业的过高负债率仍将聚集金融风险。我们创造100块钱GDP需要180块钱的货币供应量，而美国创造100块钱GDP只要70块的货币供应量，货币使用成本低，数量大，资金效益低，这会给我国金融业带来系统风险。此外，不仅股票市场融资量不足，债券市场也严重缺位。我们过去关注经营货币的商业银行，对发展管理货币的金融企业关注不够。其次，提高商业银行的综合服务能力。工商企业特别是大型工商企业集团，对金融服务是多方面的，企业需要贷款要找商业银行，发行债券要找投资银行，走出去要找在境外分支机构的银行。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是多元化的，作为银行业需要实行综合经营才能满足企业的多元化需求，外国银行基本上是综合经营。如果我们走出去，人家综合经营，而我们分业经营，竞争力当然就弱了。至于综合服务的方式，不宜搞“全能银行”，可以设立“银行控股公司”或“金融控股集团”，由集团设立附属公司。最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同期限存入1亿元存款和100亿元存款，银行付出利率是一样的，这在国外是无法理解的。现在中国境内的存贷款净息差超过3个百分点，台湾和香港都是1.5个百分点，说明我们存款人的利息低了，贷款人的利息高了，这样就没法去国际市场上竞争。在国内企业贷款非得找你，但是到国际市场就不会找你。利率市场化带来存贷利差的缩小，对存款人和贷款人都有利，但是这样会减少银行的利润，所以银行就要搞综合经营，从其他渠道创造收益。

　　 《21世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又出现多次金融危机，2008年10月美国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至今尚未恢复。当前又出现严重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在此情况下，中国积极参与金融全球化的时机是否合适？

　　 戴相龙：中国对资本项目开放特别谨慎，较好地避免了美国金融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我国的冲击。但是，我们要看到，中国现在参与全球化的程度比十年前有很大变化。

　　 现在，我国货物进出口将会达到3.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约超过1.8万亿美元，如果这些出口主要用长期趋于贬值的货币计价和结算，出口商将会受到较大损失。另外，我国外汇储备超过3.2万亿美元，如果主要投资收益率较低的欧美国债，也不利于提高外汇储备投资收益率。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全球金融联系更为密切，中国应该更多参与国际金融事务活动。所以这些都说明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有了更多必要性和可能性。

　　 积极稳妥参与金融全球化，要树立科学风险观。风险评估是利弊评估。十年前参加WTO，认为有利有弊，利大于弊，我们决心参加。十年后，我国进一步参与金融全球化，我认为也是有利有弊，利大于弊，也应该积极分步参与。

　　 《21世纪》：你认为现在和今后积极稳妥地参加金融全球化包括哪些内容？

　　 戴相龙：中国扩大金融对外开放，也符合中国利益，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需要。国际金融体系由货币、经营和管理货币的企业、金融产品交易市场和金融监管组成。我认为中国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参与金融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二是培育跨国金融企业集团；三是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四是培养人才，参与国际金融事务的管理。

　　 《21世纪》：最近召开了“国际金融论坛”2011年全球年会，重点讨论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你认为今后一二十年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目标是什么？

　　 戴相龙：过去的很长时期，国际储备货币与黄金挂钩。1973年美国宣布美元汇率与黄金脱钩，美元作为美国本币的信用货币成了全球储备货币。以后很长时期，由于美国有很强经济实力，财政货币稳健，有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定期协调，美元一直稳定。现在，美国存在巨大财政、贸易赤字，新兴经济体迅速上升，美元出现长期贬值趋势，全球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波动，容易导致发生地区和全球金融危机。因此，对国际货币体系要进行改革。

　　 我认为，在一二十年内，不可能设立单一非主权货币，改革只能循序渐进，只能是改进。一二十年内，国际货币体系改进目标是，建立主要由美元、欧元和中国等金砖国家货币组成，并对汇率进行有效协调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继续发挥美元的作用，美国应将财政、贸易赤字降到欧元区和金砖国家平均水平；支持欧元的稳定，欧元区要加强货币和财政制度衔接，严格加强欧元国家财政的监督；支持人民币逐步成为国际货币，中国将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二十国集团峰会应在促进形成汇率有协调的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

　　 《21世纪》：未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道路该如何选择？或者路线图是什么？

　　 戴相龙：人民币国际化不是官方的提法。中央文件和国家领导人只是讲“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发挥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作用”，“支持人民币走出去”。2008年10月，胡锦涛主席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指出国际货币改革的方向、原则，提出“促进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从此以后，国内外专家更多开始研究“人民币国际化”，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认为对人民币国际化应有较高标准，即人民币不仅成为可兑换货币，而且应使人民币成为国际上重要的储备货币，其比例应相当于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人民币国际化应视国内外金融形势逐步推进，但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发挥人民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使用，使人民币成为广泛接受的国际结算货币。同时大力培育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第二阶段，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上可兑换，使人民币成为国际投资货币。资本项目收支有七大类共40多项，在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我国已有很大进展。对外商投资只是实行登记制，在证券投资方面，已通过审批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QFII）和境内合格机构投资者（QDII），在一定额度内对证券进行跨境投资。现在，前者总额度约为700多亿美元，后者额度约为300多亿美元。在证券跨境投资方面，我国管理较严。印度、俄罗斯、巴西管理较松。今后，我国也会逐步放宽对境内、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数量和投资额度，直到取消这方面控制，从而实现在证券投资方面的可兑换。第三阶段，使人民币成为国际重要的储备货币，成为主要国家中央银行用于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本币价值的流动性资产。这就要求人民币币值稳定，汇率主要由市场形成，只要人民币是真实的，应允许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实现可兑换。现在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9%左右，十年后也可能上升到15%。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在所有储备货币中应占相当比例，这个比例应相当于我国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因此，人民币走向国际化，需要3-4个五年计划。在这个问题上，宁可想得复杂一些，在时间安排上考虑得更周到一些。

　　 （致谢清华公管学院徐枫博士帮助完成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