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全球化：正在蔓延的新思维

　　郭铁成　郭丽峰　程如烟

　　自主创新是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基点，也是中国打破国际垄断、参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在经济、科技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创新也在悄然发生着新鲜的变化——打上了全球化的烙印。创新的全球化，已然是大部分发达国家努力追逐的新思维。我们应该在自主创新中汲取什么新的精华，如何加入世界创新理念的探索？希望这组稿件可以给读者一些借鉴和启示。

　　创新全球化：发达国家的成熟路径

　　全球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创新的全球化，包括创新资源配置的全球化、创新活动的全球化、创业活动的全球化和创新服务的全球化。在创新全球化的条件下，一个国家如果不能自主创新，就无法最大限度地整合全球创新资源，在全球化中只能充当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世界工厂”。2010年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欧洲中小企业国际化》报告显示，欧洲中小企业的国际化程度越高，其创新能力就越强，发展速度也就越快。

　　明确战略定位　吸引国际人才

　　大力开展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是欧盟抗衡美日，加强欧洲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欧盟创新国际化可以概括为“一心三圈”的梯度推进模型，即以实施研发框架计划为中心，以成员国与准伙伴国为核心内圈，以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为伙伴中圈，以广大发展中国家为扩散外圈，合作的范围与程度梯次推进。

　　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NSB)2008年发布了《国际科学与工程合作》政策文件，提出三大战略优先任务，一是制定国际科学和工程战略，二是让国际科学和工程合作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和研发政策的一项优先任务，三是促进人才环流。

　　日本在第三期科技基本计划中强调，要根据对象国的具体状况，分别采取“竞争与协调”、“合作”、“援助”等不同方式，达到“争夺人心、争夺标准、争夺人才”的目标。韩国正在实施的科技基本计划——577战略，提出改善国际共同研发体系。

　　全世界有30多个国家制定了便利高技能人才入境的政策或计划。美国通过增加H-1B签证名额、招收外国留学生等手段吸引了大量外国优秀人才。日本的长远目标是使留学生人数达到35万人。欧盟仿效美国的绿卡制度，建立蓝卡制度吸引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高层次技术人才。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则采取建立双重国籍或特别绿卡等签证制度、海外人才库等吸引海外人才的政策措施。

　　许多国家还积极推动本国研究人员到国外一流科研机构学习、交流和研究，以便把其培养成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人才。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每年花费2700万欧元支持大约300名研究人员在美国从事研究；韩国除每年向美国派遣几千名留学生外，还有目的地选送专家和教授到美国学习科学技术。

　　支持企业跨国创新　强化国际科技声音

　　目前，世界各国均高度重视和支持企业国际化，采取多种措施推动企业走出去，比如以财政支持的形式帮助有国际市场的中小企业发展创新能力；通过拨款补贴的形式支持新兴市场投资可行性研究，帮助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支持本土企业与非本土企业建立国际科技合作关系；以各种贸易保护措施维护本国企业的利益。

　　此外，采取各种措施把外国企业吸引到本国来，包括给予外国企业国民待遇，享受研发税收减免，有资格申请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等，以获取全球最新的研发资源。美国的竞争力计划对外国企业开放；德国实施了“在德国研究”计划，推动德国与国外新合作伙伴的合作研发；芬兰创新中心网络为外国企业提供获得最新研发资源、开展合作研发的平台。

　　时下，气候变化、粮食安全、传染病等全球问题日益严峻，加强这些事务中的科技主导权成为各国的政策重点，主要方向是牵头组织相关的大科学计划和加强在国际组织中的任职。

　　美、英等发达国家是联合国等众多国际组织的发起国，他们通过在国际组织中占据主要职位、大量派驻工作人员等手段主导国际组织，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近年来，日本为了在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作用，加强了资金、机构、人才等方面的保障。

　　同时，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国家加大了在发展中国家部署科技力量的力度。美国开展了一系列科技援外行动，包括建立中东水资源卓越中心、亚洲区域气候变化卓越中心、海湾核能基础设施研究所等；日本启动了“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科技研究伙伴关系计划”，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机构提供支持，当前的重点正逐渐转向非洲；韩国对外科技援助的对象已经扩大到亚洲、非洲、拉美、独联体以及中东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欧盟也加强了与非盟和拉美地区的科技合作。

　　争夺创新先机　重视宏观战略

　　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确立了自主创新战略，把争夺全球创新领先地位作为国家目标。美国总统奥巴马高度重视自主创新，强调要保持美国的世界创新中心地位。《美国创新战略》提出：提升美国创新的基础能力，培养符合21世纪知识和技能需要的下一代人才；提升美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在国家优先领域催生重大突破，发动清洁能源革命，加快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先进制造的发展，提高空间能力和开发突破性应用技术。

　　欧盟“欧洲2020战略”要求欧盟把创新作为首要和压倒一切的政策目标，在10年内把欧盟建设成为“创新型联盟”。

　　日本的“科技立国”战略已经发展为“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战略，强化各个领域和环节富有创新精神的研究，推动创造性自主技术开发；韩国2020年产业技术创新战略提出要实现从“快速跟踪”战略到“领跑者”战略的转变，并实施“独一”未来成长战略，在特定领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

　　在宏大目标下，各国加强公共领域和国家优先领域创新。在大多数国家，政府都是基础研究的主要资助者。2009年美国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资助数额占联邦研发预算的24%。美国政府的目标是在未来十年间(2006-2015年)使美国联邦基础研究投入翻一番。日本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资助也一直在增加。韩国提出2012年前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达到四万亿韩元，占政府研发预算的35%。

　　在公益研究领域，政府对卫生和环境研发的资助份额增加最多。从2000年开始，与卫生相关的研发占了美国政府民用研发预算的一半以上。

　　各国对企业创新的支持往往以税收减免等间接支持为主，包括鼓励企业研发、更新设备和扶持小企业等。1995年经合组织国家中只有12个国家采取研发税收减免，而目前则增至22个。同时，各国税收优惠力度也越来越大，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要对研发税收永久抵免立法；英国从2008年8月起将中小企业研发支出可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的比例从原来的150%提高到了175%。法国和西班牙的税收减免幅度最大，每一美元的研发支出将分别获得0.425个和0.349个单位的税收减免。

　　政府采购能够为新技术提供引导市场，从而更能激发创新，各国政府均高度重视政府采购对市场的培育，以市场带动创新。因此，很多国家通过对关键技术实施政府采购，推动本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美国政府通过政府采购，在计算机、半导体、集成电路、航空航天和生物制药等领域，扶持和发展了一批重大战略性技术，并推动了这些产业的发展。在政府采购中，各国均向本土企业倾斜，以提高本国的核心竞争力。

　　创新全球化的进展和趋势

　　当前，全世界约有两亿人在出生地以外的国家工作生活，人口跨国流动的规模以3%的速度增长。博士生中外国学生份额增大，在美国、加拿大、法国、比利时和澳大利亚，外国博士生所占份额在25%-40%之间；在英国、瑞士和新西兰，均超过了40%。

　　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外籍科技人员比例提高。2007—2008财年美国高校中的外国学者有10.6万人，比1993—1994财年增长了四万多人，日本大学2006年接受的外国研究人员达到3.5万人。世界一流研究机构的人才国际化程度更高，如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35%的研究人员来自其他国家；日本理化学研究所外籍科学家所占比例为11%左右，其目标是把外籍科学家增至30%；德国马普学会的外国访问学者和研究生占其总人数50%左右。

　　2007年，欧盟27国中来自国外的资金在本国研发资金中所占的比例大约为10%，美国为14.4%，而奥地利、加拿大、匈牙利、荷兰、斯洛伐克和英国超过了15%。

　　研发资金国际流动量增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跨国公司的全球研发布局。2008年，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已经从1994年的40%提高到60%左右。另据统计，主要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有1/3在海外进行。发达国家仍是跨国公司的首选地，如美国跨国公司在其他发达国家的研发投资占其对外研发投资的86.4%。

　　1998-2008年，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国际合著论文所占比例从8%增加到22%。美国的国际合著论文占本国论文总量的比例从20%增加到30%，法国从38%增加到52%，德国从36%增加到51%，英国从32%增加到49%，日本从17%增加到26%。

　　2007年，全球的三方专利申请量为5.2万件，比十年前增加了24%；PCT国际专利申请量2010年比2009年增长了4.8%，PCT专利申请中的国际合作专利所占份额从1996-1998年间的6.6%左右增加到2004-2006年的7.3%。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向国外申请和获得授权的专利占本国居民专利总数的份额都超过了30%。

　　近年来，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技术收入和支出数额都有较大增加。1996-2006年间，欧盟的技术贸易由赤字转为盈余，美国的技术贸易盈余略有增加，日本技术贸易盈余增加最多。从技术出口国来看，大多数采取专利转让和技术许可的贸易形式。

　　自主创新政策的国际化理念

　　第一，兼容性。自主创新政策既是本土政策，也具有国际效应，包容内外资，衔接国内外，对国际规则具有兼容性。在全球化条件下，外资就在本土，本土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自主创新政策不再是单纯的国别政策，同时也具有国际意义。每一项自主创新政策都要考虑与国际规则的匹配问题。否则，即使一项好政策，也可能收不到好的效果。

　　第二，公共性。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应该逐渐增加普惠性、社会性的政策。

　　发达国家的创新政策，重视公共领域和市场失灵领域，注意防止损害公平的竞争和垄断，对竞争前技术、通用技术和高外部性项目；对战略性技术和高风险的创业企业；对小企业、少数民族企业、妇女开办的企业，都有切实的支持政策。针对小企业设计的支持政策往往不受国际规则的约束，能够有效带动本土企业创新。

　　第三，市场化。市场化是指政策导向要符合市场规律和有利于启动市场。一是推动供给的政策，应最大程度地采取税收优惠和后补助等间接手段，少数直接资助的项目，也应以企业用户需求为导向，政府配套支持，而不能政府直接去做。二是政策的对象范围应从供给侧扩大到需求侧，通过鼓励私人消费培育市场，带动创新。

　　从WTO规则和各国支持本土创新政策来看，税收减免、研发退税等间接支持是主要手段。

　　第四，法律化。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弥散到所有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很多重大科学发现离开创新领域就无法完成。创新已经不是个别的局部的问题，而是全局性综合性问题，创新政策也成为高外部性的综合性政策。发达国家把创新政策作为综合政策，通过立法出台。既简明扼要，又可操作、可检查、可追究，能够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我国在很大程度上把创新政策当成专门政策，一般由部门制定、发布。部门间相互独立，缺乏统筹，创新政策与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往往不能协同。按照国际化的理念，要把创新政策作为综合政策加以法律化，能够用法律的形式确定的政策，就纳入创新法。

　　中国自主创新面临的国际机遇和困难

　　全球创新格局的新变化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进入高研发强度时代，发达国家已经从传统的工业经济进入知识经济。美国研发强度为2.6%，日本为3.4%，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都超过2.5%，欧洲2020年战略目标是3%。2007年，全球研发经费第一次突破万亿美元，研发人员突破一千万人年，标志世界研发活动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创新越来越密集，渗透到生产生活的各领域；创新速度越来越快，世界进入了高频率创新时代。20世纪上半叶，电话走进50%的美国家庭用了长达60年的时间，而互联网进入50%的美国家庭只用了五年时间。原始创新不断形成新兴产业，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电动汽车、生物医药、信息网络和高端制造业等产业改变了传统经济的形态。

　　全球研发投入的转折性增长和创新的普遍化、高频化，扩大了人类创新资源总量，使中国获得国际创新资源的可能性增加。

　　上世纪，世界R&D活动高度集中在美国以及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上述五国R&D经费比重占世界份额曾在80%以上。进入21世纪以来，五国R&D经费所占比例下降了11个百分点，2007年下降至70%以下，而新兴经济体的研发份额逐年上升，形成了美、欧、亚三足鼎立之势。从变化趋势看，自1996年到2007年，全球研发投入从5250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1.1万亿美元，总量翻了一番，其中北美地区所占比例在下跌，从40%降至35%；欧洲从31%降至28%；亚洲地区则从24%攀升至31%；其他地区从5%升至6%。美国已不再可能成为世界唯一的创新中心，在创新全球化的过程中，还会形成更多的创新中心国家，国际创新多极化的局面正在形成。

　　全球创新中心的多元化增加了中国自主创新成功的机会，也扩大了中国自主创新的国际空间。中国不仅可以同美国合作，还可以同全球其他20多个创新型国家合作，共同解决重大创新问题；不仅可以同发达国家合作，还可以同新兴经济体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增长；还可以同后发国家合作，开展国际技术转移，帮助后发国家发展。

　　上个世纪末开始的加工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已经基本结束，全球国际分工和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其低端产品遍布全球；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经济虚拟化危机，需要对自身的经济结构进行再平衡。发达国家经济再平衡的方法，一是振兴高端制造业，开始“再工业化”；一是扩大服务业出口，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转移知识密集产业。这意味着全球产业转移的升级。

　　产业转移升级的迹象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更加清晰。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了程度不等的衰退，聚集在发达国家的创新人才和创新服务业开始向外寻求发展的空间。中国有可能成为知识密集产业转移的重要基地。

　　制约中国自主创新的国际因素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的竞争主要来自发展水平比较接近的国家以及劳动力成本比中国还便宜的国家。随着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全球竞争力排名已经从2006年的第35位上升至2011年的26位，少数上游发达国家对中国自主创新采取遏制政策。主要是技术出口管制、贸易技术壁垒、资产投资审查等。美国是国际出口管制的领导者和主要实施者，对高技术出口已经形成了严密的管制体系。2006年美国政府审议的865个“视同出口”许可证中，有60%针对中国。金融危机后，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保护的范围和影响也呈现扩大趋势，技术性贸易壁垒从产品技术标准扩大到节能、环保和社会责任领域，甚至设置低碳陷阱。随着中国“走出去”步伐加快，美国等国加强了对投资美国资产的审查与限制。

　　少数发达国家还不断置疑中国自主创新政策。2009年，中国科技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2009年国家自主创新产品认定工作的通知》，要求供货商在被列入《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之前必须获得产品认定，申报的产品要拥有中国的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2011年，中国在高科技产品采购方面，已对这一规定作了调整，只要求政府采购目录上的产品符合中国法律法规，申报人拥有或有权在中国使用该产品的知识产权。

　　根据2009年的规定，外资产品如果要纳入政府采购清单，有关技术专利和产品商标必须首先在中国注册登记，而一些美国公司不愿在中国首先申请专利，这些企业、美国商会、美国政府便认为中国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采购政策是歧视外资的政策。自主创新政策压倒汇率议题成为美方最迫切企图突破的领域。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举行的世贸组织中国贸易政策审议会上，中国“自主创新”政策以及即将出台的政府采购法成为审议的新焦点。

　　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战略已不仅仅局限于创新链的某一个环节，而是围绕创新链和创新体系进行全方位、立体化布局，研发、生产、销售齐头并进。目前，外资品牌轿车的市场占有率超过70%；全球前10大轮胎巨头全部来到中国，控制着中国75%的市场份额；全球排名前100位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商中，有70%以上已进入中国并开展业务。外资蔬菜种子、外资及合资制药企业的产品(含直接进口药品)在中国内地市场的占有率都超过50%，外资品牌挖掘机市场占有率超过65%，外资品牌手机的市场占有率超过70%，化妆品、饮料外资品牌市场占有率达80%。至于高端装备和科研仪器设备，外资品牌市场占有率超过80%，甚至达到100%。

　　在高技术产业，2009年，三资企业数量占34%；研发经费超过37%；产值占66%，新产品产值占57%；新产品销售收入占58%。在近年来的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中，三资企业占近90%。高科技领域中的发明专利，绝大多数来自国外，无线电传输、移动通信、半导体、西药、计算机领域来自外国企业(包括外资企业)的分别占93%、91%、85%、6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