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议定书存还是废?

　　

　　为期两周的德班会议昨日已闭幕。虽然欧盟原则同意加入《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但多个发达国家主张绕开《议定书》，开始新的谈判。由于各方分歧严重，《议定书》的存续仍无解，连同气候基金问题或将留给明年的卡塔尔会议解决。

　　在德班两周的焦灼谈判中，以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立场和观点，粉碎“分裂”传言，扮演了重要的谈判推进角色。“中国角”系列边会的启动更彰显了中国选择共赢不搞零和的胸襟。

　　身处德班的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气候变化与能源高级顾问杨富强博士（曾担任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一职）告诉南方日报记者，《议定书》的命运不是由发达国家说了算。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共同但有区别”的公平责任原则永远不会过时。

　　若无二期承诺，将导致气候谈判陷入混乱乃至崩溃

　　以稳定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为目标的《议定书》是国际气候谈判中至今为止仅见到的有法律和强制约束力的硕果。2012年底，是《议定书》第一承诺期截止的时限。

　　由于美国、加拿大、日本和俄罗斯等国已经明确表示不会签署《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协议，舆论普遍预计与会各国无法就这一问题达成一致。当人们开始感慨德班的遗憾将留给卡塔尔时，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事务的委员赫泽高7日表示，欧盟原则上同意加入《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无疑成为破冰之举。

　　“没有第二承诺期，等于抛弃《议定书》，会造成很大的法律真空并推翻多米诺骨牌。一些国家会纷纷摆脱笼缰，游离于《议定书》之外，谈判的双轨制不会变成单轨制，而是无轨制，使联合国气候谈判陷入混乱乃至崩溃。”杨富强说。

　　据了解，对于《议定书》态度呈现“三足鼎立”之势：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已经明确表示不希望有第二承诺期，不希望自己的温室气体减排被量化；诸如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签署第二承诺期的前提是，中国、印度等国家必须承诺量化的减排指标；发展中国家坚持《议定书》的原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得到资金、技术支持的前提下，根据各国国情作出自主减排承诺。

　　即使欧盟同意第二承诺期也有附加条件：其他不受《议定书》约束的国家同意开始就另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求所有国家分担减排成本的全球协定展开谈判。

　　“欧盟人均排放高于发展中国家1—3倍，即使欧盟说其CO2排放比例已下降到全世界总排放的20％左右，并将进一步下降到16％—13％，也改变不了它排放的历史责任和累积排放总量。”杨富强说。

　　杨富强表示，《议定书》的命运、时间有效性和更替，是由全体缔约方所决定，而不是几个发达国家说了算。气候变化谈判中“共同但有区别”的公平责任原则永远不会过时，直至谈判结束。

　　 化解基础四国分裂隐忧，坚守谈判公平原则永不过时

　　虽然国家和政治集团之间的诉求差别明显，但并没有动摇发展中国家在德班会议坚持第二承诺期的信心和努力。

　　基础四国、非洲集团和77国＋中国集团等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强调德班会议的主题和目的是首先解决第二期承诺问题，在其他例如资金支持、适应和绿色气候基金等方面也要有所推进。

　　然而在德班大会中一度传出基础四国“分裂”的消息。12月6日，解振华否认出现严重分歧，他表示基础四国是协调一致的。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四国都在采取积极行动，而且已经取得成效。

　　据杨富强介绍，基础四国在每一次部长级会议后都会发联合声明，表明基础四国的立场和观点。联合声明化解了发达国家试图在基础四国之间进行分化的努力，也澄清外界种种传闻。

　　与2007—2008年的情景不同，在德班，气候变化在发达国家的议程表上已退居次席。气候谈判的政治生态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谈判一直呈现胶着状态，政治博弈不是时隐时现，而是白热化。当我们与其他国家的参会者交谈时，他们认为谈判就是估摸形势、研判时局、手握筹码、寻机出牌、互提条件、坚守底线、折中妥协，并认为这是正常的谈判政治生态。”杨富强说。据他介绍，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发达国家经济遭受重创。欧盟的主权财政危机风雨满楼，美国仍在经济低迷中寻找解困之道，这些都对气候变化的谈判有负面的影响，尤其在资金议题上。美国将资金问题与其他议题相挂钩，在绿色气候基金问题上不做承诺，并要求发展中国家不要参与资金的审核。

　　经济危机助力欧盟减排，欧盟该给航空碳税缓冲期

　　在德班会议尚未结束，《议定书》二期承诺也无明确说法的时候，“狼”就来了。赫泽高在7日宣布，自2012年1月1日起，欧盟即将开始对进出欧盟国家的航班征收碳排放税。虽然这一做法引起美、英、日本、中国航空业协会和主要航空公司的强烈反对，但赫泽高表示，征收航空碳税已成定局，没有可能再重新讨论。

　　专家认为，欧盟的这一措施不仅仅是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更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决定。其背后的核心利益在于：欧盟要把握对气候变化议题、国际政策和市场机制的领导权，提升欧盟航空业竞争力等。

　　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估算，碳排放税将使欧盟航空业2012年的收入增加34亿欧元，约合人民币290亿元。而根据北京环境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如果欧盟碳税征收启动，2012年至2020年期间，中国航空公司为欧洲航线支付的碳税成本估计将高达176亿元人民币，北京飞欧洲的国际机票每张可能增加200元至300元成本。

　　“中国航空企业在‘十一五’规划中没有被纳入国家节能减排目标中，在‘十二五’才提出减排目标。对于进出欧洲的航班，发展中国家比欧洲的需求更大，因此欧盟在谈判中占有主动地位。而且欧盟在此问题上已经做了多年研究，法律上站得住脚，不怕打官司。”杨富强说。

　　如何化解欧盟提出的苛刻条件，考验着发展中国家高瞻远瞩的眼光、审时度势的能力和灵活应对的造诣。

　　“发展中国家在取得巨大成绩的背后，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这对扶贫减困仍是主要目标的基础四国实属不易。对航空碳税问题应进行多边协商，欧盟可给一个缓冲期，在此阶段免除对发展中国家航空公司的碳排放收费。可根据各国各自的减排能力，确定对不同国家的缓冲期长度。”杨富强说。

　　“中国角”助推谈判进程

　　中国选共赢

　　不选零和

　　欧盟凭仗有条件承认《议定书》第二期承诺的地位，批评中国、印度和美国不大力减排。如果以实力和谈判主力国家划分，基本上是欧盟与中国＋印度＋美国的对垒，各方背后都有为数不少的国家支持，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带来了CO2的急速增长，但中国的话语权也随着CO2排放的增长而增加。”杨富强说。

　　12月4日，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角”系列边会正式启动，主要展示中国在低碳发展、适应能力建设、气候融资、企业行动等方面所作的努力。“启动那天一大早，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主管气候与节能副主任解振华与国际和国内的NGO见面。他说，零和不是选择，共赢才是出路。2020年以后的气候变化谈判和法律框架要符合公平、共同的但有区别责任、各自能力和环境整体性的原则和要求。中国将在气候变化谈判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杨富强说。

　　日本共同社12月8日报道称，在德班，中国的存在感得到彰显。在国际谈判中，中国“早早表明妥协姿态，将主动权握在手中”。会场内的“中国角”连日举行各种活动，展示出一个“热心气候问题的中国”形象。

　　杨富强认为，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管主动还是被动，自愿还是被迫，中国都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甚至是领导角色的作用，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另一方面，中国也将经受更重的减排压力、更多的承诺和减排行动的考验。

　　（责任编辑：郭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