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入世十年功绩巨大风险亦然

　　12月11日上午，中国入世10周年高层论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主题为“面向未来的中国对外开放战略”，胡锦涛主席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1986年即已启动的入世准备、如果没有1993年即已启动的入世谈判、如果没有1999年11月15日关键时刻朱镕基总理的一锤定音、如果没有2001年11月11日中国入世议定书的正式签订……今天的中国会是何种景况？

　　历史虽然无法假设，但入世十年来的真切变化却有目共睹。这种与每一个体密切相关的变化，可浓缩为三个方面：一为经济层面，二为行政层面，三为观念层面。

　　经济层面的变化，我们看到一个经济力量迅速崛起的中国。历时十年，我国已从入世初的全球第九大经济体跃升为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增长4倍达40万亿元，贸易规模已从2001年的5000亿美元跃升至当下的3万亿美元，中国成为世界工厂，“MadeinChina”行销全球。与此同时，我国外汇储备也从2122亿美元增至3万亿美元。抛开“国富”的宏大主题，入世十年对于个体生活的影响，亦可从细微处窥知一二：家电、手机、电脑、汽车、通信资费等价格的大幅下调，下调幅度巨大者高达80%以上，昔日的奢侈品已变成今日的必需品。

　　行政层面的变化，某种意义上可谓是入世倒逼的无奈之举。而这种变化要追溯到1993年启动的入世谈判阶段、甚至要追溯到1986年的入世准备阶段，因为入世不仅事关各行各业关税和开放度等技术环节，其背后更牵涉到中国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地位的争论，而由此延伸到我国行政层面的变革。应该说，入世十年为适应WTO的规则，我国行政层面已从原来的相对封闭，变为当下的相对开放，经济统计数据的公布已日渐及时充分，民间行业协会已逐渐取代半政府性质的商会，各种以“红头文件”形式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亦已日趋减少。

　　观念层面的变化，直接催生了当下社会面向全球普遍的自信。这种自信，是基于入世前对于他国竞争的“零和博弈”，变为当下的“合作共赢”。这种观念的变化，直接导致当下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开放心态，我国社会之于环境保护和产权保护共识的形成、我国经济之于昔日的“引进来”变为当下的“走出去”，均与入世十年来的被动接受与主动追求紧密相关。

　　当然，肯定入世十年的功绩，并不意味着对于入世所有条款的完成赞同，并不意味着“入世即无忧”的盲目心态，更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反思的必要，在肯定中反思才能客观。反思入世十年，在歌舞庆升平之外，亦存在两大忧患，且日趋紧迫。一已显现为“明患”，是农业；另一尚未显现为“隐患”，是金融业。

　　入世十年，在我国粮食总产量“八连增”的表象之外，我国农业的对外依存度却在逐年加大，大豆的进口占比已由2001年的40%变为当下的70%，已完全丧失安全防线，此外，入世前尚能自给且略有盈余的大米、小麦、玉米等主粮，亦已变为当下不足95%的自给率。更为严重的是，在部分转基因农产品倾销我国的同时，我国具有劳动密集相对优势的养殖和蔬菜，却因食品安全不达标而难以走出国门。粮食安全事关国家安全，虽然我国2004年已取消农业税、并加大了农业补贴力度，但是我国农业逐年“沦陷”的风险并未远去。

　　入世十年，在我们看得见的金融业进步之外，未来的隐患却在与日俱增。银行业虽已立稳脚跟但利润来源的90%仍依赖于利差垄断，中间业务的创新寥寥；股市成交量虽已位列全球第二但资源配置的功能却不健全，审核和监管均严重缺失；期市成交量虽已名列全球第一但仍以投机套利为主，大宗商品的定价权遥遥无期。更为重要的是，入世十年在我国逐步放开人民币经常项目和绝大多数资本项目的兑换后，无论是对于当初入世的被动要求，还是对于当下人民币走出去的内在要求，资本项目下的借用外债、跨境证券投资和中资机构的对外贷款、直接投资，均需要加大开放力度，而这对于我国当下的产业结构、资源配置效率以及金融监管水平而言，均将可能造成极大的、难以修复的风险。

　　无法苛求十年前涉及数十个国家、近百个行业、逾千个产品的入世谈判，均能做到“如我心愿”，因为入世本身即是合作共赢、而非单方收益，因为入世必须遵循WTO的基本准则，而不可能过于迁就国别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求同存异、有得有失、坚持中妥协亦是情理之中。

　　基于当下、面向未来，我们不必对十年前已成事实的入世谈判细节过于介怀，更不必对已然形成的产业忧患而陡生“退世”之心。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在警觉、反思之后，尽快查漏补缺、亡羊补牢，不仅要在产业层面优化机制提升配置功能，更要在体制层面进行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以激发创新活力并释放相对抑制的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