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难点和出路

　　记者　周正平　海口报道

　　以“消费主导、民富优先——破题中国收入分配改革”为主题的第73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日前在海南省海口市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对当前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进展和难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并对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和措施提出了建议。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建立消费主导型经济的前提

　　走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既影响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又决定着中国的中长期经济可持续增长。推进消费主导高度依赖全社会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提高。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主旨演讲中作出了三个判断：

　　第一个大判断：中国正处在消费释放的历史拐点，尽快扭转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成为推进消费主导经济转型的基本前提。消费需要而且应当成为增长的动力，但贫富差距的扩大，影响和制约了消费释放，为此，需要尽快确定民富优先的发展导向。

　　第二个大判断：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任务，收入分配改革既要解决好初次分配的问题，也要高度重视再分配的问题，从中长期看，向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没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支撑很难实现，而且，加大公共产品供给对短期保增长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他认为，未来几年保增长，更重要的是以社会投资为重点保增长，以此为中长期的消费释放奠定基础、创造条件。为此，需要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以公益性为目标配置国有资本，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

　　第三个大判断：收入分配领域的某些矛盾和问题积重难返，能否打破利益掣肘，成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挑战。在这方面，有三大挑战。一是不打破利益关系的掣肘，收入分配领域矛盾和问题积重难返的局面难以改变。二是没有改革的重大突破，难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三是政府自身建设和改革不突破，难以“切好蛋糕”。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分析说，对中国来说，在世界经济恶化的背景下，经济要持续发展，就要增加居民消费，增加居民消费就要增加居民收入。因此，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箭在弦上，不仅是经济可持续的问题，同时也是公平的问题。除了在初次分配中要通过建立劳资协商机制来提高工人工资水平，再分配中财税体制改革也很重要。一般来说，老百姓花钱比政府花钱更有效率，因此要改变当前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收入比重大的局面，重要的是结构性的减税以及相关的财政制度安排。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表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是自然过程，而这将带来消费不足的问题。一般来说，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通过破坏性手段恢复产需平衡，这就是经济危机；二是通过政府调节手段，采取法律、经济等各种措施控制居民收入拉大的趋势，使得消费不足不至于演化到危机的程度。

　　当前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领域和政策建议

　　与会专家认为，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农民工收入问题、财产关系问题、结构性税收调整问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保障问题是当前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领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认为，农民工是收入分配改革需要重点研究的群体。解决农民工问题，出路和方向是让农民工尽快成为历史：第一，真正落实城乡居民平等就业权；第二，真正实现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第三，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第四，攻克户籍制度与农村土地制度的难题；第五，实行城乡统筹规划。

　　国务院研究室农村司巡视员叶兴庆说，2010年和2011年前三季度，农民收入增长超过城市居民，重要原因是农民工工资增长和农产品价格增长比较快。但要真正迎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扩大转向缩小的拐点，还需多管齐下：第一，以释放农业剩余劳动力为主线持续增加农民工资性收入；第二，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主线持续增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第三，以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主线持续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第四，以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为主线持续增加农民转移性收入。

　　农业部农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指出，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发展，必须把保障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作为基本的目标任务。一是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入力度；二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三是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四是转变工业化发展方式，提升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五是调整城市化发展战略，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说，当前，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等政策对于缩小收入差距、解决收入分配不公作用非常有限，需要大力突破政策选择困境：第一，尽快出台一些可以解决当前实际问题的政策；第二，收入分配政策和生产要素市场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包括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第三，出台收入分配政策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失业问题要具有高度相容性；第四，更应迫切考虑消除收入分配不公，加紧出台遏制腐败、寻租和垄断性收入的制度和政策。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要来自消费，消费的基础在于民富，民富在于收入分配格局。在初次分配上，研究分配不能离开财产关系，初次分配重在理顺产权关系。他建议：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加快建立和健全资源产权制度。保障农民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支配和收益的权利。

　　他分析说，再分配上，要搞清楚“我是谁”的问题。欧债危机有高福利的因素，但我们不是希腊，面临的不是高福利的问题，高福利陷阱对我们来说还是奢谈。当然，欧债危机给我们也有重要启示，就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当是逐步的，范围要适中，标准要适度，不能太急，不能太泛。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时红秀认为，收入分配问题，要从权利的角度看。第一，中国目前的分配问题主要在财富领域，不在收入领域；第二，城乡收入差距重要原因之一是农村土地使用权未成为收益性的资产；第三，收入分配面临很多收入分配之外的问题，如分配秩序不公等，但注意力仍然应当集中在财产上。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判断，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面临“三个陷阱”：就业陷阱、居住陷阱和收入分配与财富分布差距陷阱。下一步的战略考虑是：以服务业和小微企业扩大就业；进行土地战略和制度改革；实现共同富裕战略及对策。构建社会公平的体制机制，尤其是在受教育机会和自主创业方面。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说，破解既得利益集团，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要打破城乡收入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必须从改革入手。下一步中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将包括经济环境。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关键在于政府的决心。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建议，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需要有约束性、量化可考核的目标：第一，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取消户口制度，实现人口和劳动力全国自由迁徙和自由流动；第二，推进反垄断，使行业差距缩小一半，从7：1下降到3：1；第三，鼓励劳资集体谈判，把企业内部差距缩小一半；第四，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缩小东中西差距；第五，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达到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第六，扩大最低生活保障救助面，将城乡贫困救助面分别提到6%、10%。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则建议，近期收入分配改革思路应为“尽心而为，量力而行，抓住重点，渐次推进”。要把主攻方向放在“提低”上，主要是低工薪劳动者、城乡贫困居民、企业退休人员和农民这四部分人。其中重中之重是提高小微型企业的雇工、个体工商户、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者的收入。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认为，收入分配的本质是要素市场定价机制，如果要素市场扭曲，分配关系必不合理。我国城市化有不少问题，如地价高昂、工资压低、利率畸高。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重在打破当前的城市化模式，建立更加自由的市场机制，理顺要素价格。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说，推进收入分配改革，应充分发挥社会力量。过去，由于收入分配改革始终没有破题，社会心理已发生了变化，对此要予以充分考虑。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包括三个层面的任务，第一个层面是体制机制；第二个层面是观念问题；第三个层面才是技术问题。因此，应在收入分配大格局下考虑社会保障制度，转换思路，先考虑在GDP中可以拿出多少钱进行分配，然后再考虑如何分配，可能更具有可操作性。

　　许善达分析说，从中长期看，要使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一是要使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快于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增长速度；二是要让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速度不仅高于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高于高收入群体的增长速度。在这个情况下，结构性减税的规模要达到3至5千亿元，才能真正发挥效益。与前几个规划相比，“十二五”规划最重要是明确提出了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战略重点。但这个大调整的难度远大于过去，因此建议对规划实施情况每年进行评估。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靳东升介绍说，过去5年，中国的税收进行了结构性的调整，如农业税、个人所得税等。以“富民”为导向，着眼于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十二五”要继续深化税制改革。第一，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第二，合理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税率结构和征税环节；第三，逐步建立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机制；第四，继续推进费改税，全面推进资源税和耕地占用税改革。第五。研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第六，逐步健全地方税体系，赋予省级政府适当税政管理权限；第七，积极推进环境税费改革，选择防治任务繁重、技术标准成熟的税目开征环境保护税，逐步扩大征收范围。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则认为，要把收入分配改革放在全球化与国际宏观经济视角来看。中国这些年消费规模增长速度较快，但消费率持续下降，很重要的原因是全球化的因素。

　　中央党校教授李民建议，应把民富优先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价值取向。政府在收入分配改革中应发挥重要作用。提高政府公信力应成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政府要正确对待手中的公共权力，逐步与经济利益脱钩，真正建立一个廉价、为民的政府。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符兴认为，要进一步发挥工资集体协商机制的作用，一是由党政主导推动劳动关系三方形成合力；二是建立企业与职工利益共享的机制；三是区别情况、分类指导，企业内的协商主要是使工资随企业效益增长而增长，行业内的协商是建立行业工资标准，地区内的协商是建立最低工资标准；四是统筹兼顾、实现劳资双赢。不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社会很难实现和谐稳定。这需要收入分配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推进。

　　三方协商机制：挪威福利社会的稳定基石

　　记者　周正平　海口报道

　　欧债危机以来，有学者把问题发生的根源归结于欧洲国家的高福利社会政策，并提醒中国需要防止“高福利风险”。

　　危机会终结高福利社会发展模式吗？日前在海南省海口市出席“消费主导、民富优先——破题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第73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的挪威学者的回答是：建立在三方协商机制基础上的挪威社会发展模式，不仅是一种制度框架，更已成为人们的生活理念，在欧债危机的冲击下，将继续保持着较强的稳定性。

　　在政府、市场和民众福利之间寻求平衡

　　作为北欧福利国家的代表，挪威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很小，收入的均等化程度较高，有效减少了社会对抗，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了社会平衡发展。

　　挪威总工会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里噶尔德介绍说，挪威经济体制的特点是建立了完善的劳资协调和政府协调机制。挪威的市场发展非常完善，对一个国家来说，必须提高生产力，必须发展市场经济，才能扩大国家的财富，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但是市场并不一定能够实现社会成员间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这就需要协调机制来达到分配的公平，而不是完全让市场起作用。

　　挪威协调机制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930年，一开始是雇主和雇员之间为减少劳资冲突、对抗，在公司层面建立的工资谈判制度，之后由于政府代表的加入，以及雇主和雇员组织化程度提高，逐渐形成了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三方协商机制。

　　三方协商机制强调三方代表在地位上是独立的，代表不同的利益主体，独立性为三方充分行使各自权利奠定了重要基础；权利平等是三方平等协商的基础和条件，也是三方协商机制的重要特征，这种特征能在协商中充分保护弱者的地位；三方协商机制的目的是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形成社会不同成员之间的充分合作。

　　斯特恩·里噶尔德认为，挪威当前的三方协商机制的实质是实现社会成员间的妥协，包括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妥协、工业利益和农业利益的妥协、社会政策的妥协等等，国家提供的福利保障、社会权利，税前税后的财富的共同分配，就业政策，都是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进行的。北欧的国家，那里的社会协调程度越高，那里的分配公平程度也就越高。

　　挪威特隆赫姆大学经济系教授古纳尔·巴尔德森在发言中说，工资的谈判、劳动力定价、收入分配是三方协商的核心内容，工会和雇主组织就工资进行谈判，政府加入协商，使经济政策的制定充分考虑到了工资、劳动力价格的制订以及就业问题。当前，欧元区的市场需求下降，商品价格下降，利率下降，但挪威的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没有受到影响，是比较稳定的，这是因为有三方协商机制。

　　挪威卑尔根大学与德国柏林治理学院教授斯特恩·库恩勒表示，北欧国家实现的是一种平衡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方式，目标是促进全面的福利。

　　理念：强调共同的利益

　　经过80余年的发展、完善，挪威三方协商机制对社会的影响，已不仅仅是促进了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更重要的是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形成了平等、信任的理念和价值观，成为挪威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

　　在收入分配的基础上建立社会福利制度，涉及到人们的住房和生活条件，涉及到对资本、土地等资源的控制，同时还涉及人们在社会决策中的参与机会，涉及到人力资本的发展，涉及到人们有什么样的个人发展机会，还涉及到社会当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们之间的信任以及群体之间的信任。挪威城市区域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纳·特斯理说，我们把社会成员的信任关系称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于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发展非常重要。

　　挪威城市区域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龙·科文格说，北欧模式不是政府或者是研究者发明创造的一个词汇，而是经过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良性平等协商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发展模式，社会成员信任程度比较高、组织化程度高、人们崇尚平等的生活——这是北欧社会的结构特点。

　　他认为，挪威的实践表明，经济增长和建立社会福利国家并行不悖，高税收和高福利、高幸福感也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三方协商机制使挪威的收入分配很平均，几乎没有贫困，相对的贫困也是非常少的，就业程度较高，人民对政府的信任非常高，大多数社会成员可以实现人生价值。

　　挪威企业联合会国际部主任爱斯潘·赛冷介绍说，企业联合会的成员包括公司及其分支机构，联合会的成员认为，企业必须要创造财富，才能实现社会总体的公平和效益，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市场机制，但对于企业来说，又必须认可、承担它的道德和社会责任，因此，在三方协商机制里面，企业联合会首先强调社会成员要彼此信任，强调共同的利益，使劳动力和资本在收入上的分配比较稳定，很少有劳工冲突。

　　挪威卑尔根大学与德国柏林治理学院教授斯特恩·库恩勒认为，现在还不是跟北欧模式说再见的时候，这个模式还是有活力的，有弹性的，可以有效地应对危机。不同的组织与政府之间有一种共识，各个群体之间达成了一种协议，不同的利益都得到协调，所以这个模式是有可持续性的。目前，国际上一些经济学家都在谈北欧模式不可持续，迟早会崩溃，但是在北欧国家内部，人们非常支持国家的福利制度，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打算放弃这种福利制度。

　　竞争力没有受到制约

　　目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但挪威经济却未受到明显影响，仍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预测数据表明，挪威2012年经济增长率估计可以达到4%。

　　挪威城市区域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托龙·科文格在演讲中说，有些研究者努力想弄明白为什么挪威税收这么高，生产力还这么强劲？其原因是国家通过税收促进社会公平，充分保障劳动力就业，包括妇女的就业率也比较高，在经济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时候，失业者有保险给予收入补偿，并在失业期间能够得到帮助找到工作，所有这些措施都使得个人愿意从事风险性较高的工作，企业敢于创新。

　　他分析说，北欧劳动关系的特点是工会独立和雇主的强大，还有集体协商。在谈判工资的时候，强调团结、民主以及三方协商机制，雇主雇员组织协商工资，国家对福利制度工作进行监管，经济危机的时候或者是经济出现困难的时候，政府可以使用政策工具减弱双方协议可能造成的影响，比如说，利率政策、外汇政策、劳动市场政策、研究发展政策等，这些都可以用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工会和雇主组织经常达成协议，蓝领工人的工资和白领工人的工资基本相同，这会鼓励公司用新技术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另外一点，雇主和雇员的合作，使雇员发挥了作用，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企业内部的创新。

　　挪威企业联合会国际部主任爱斯潘·赛冷介绍说，挪威的企业不大愿意使用正式的权力，他们愿意通过争论、辩论的方式取得共识，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在竞争很强的情况下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强调平等，不光是工人之间的平等，还有管理层与工人之间的平等，这个模式使得挪威的企业避免了大规模的冲突，保持经营的稳定，同时能够采用一些新的技术提高生产力，开拓新的市场。

　　中改院院长迟福林认为，中国仍处于较低的福利阶段，远不是所谓的“高福利”问题。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不仅不存在“福利陷阱”的风险，而且有利于实现公平与可持续的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