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推动预算公开

　　我们认为，一个好的社会，才能有一部好的预算，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讲，一部好的预算，才能造就一个好的社会。一部好的公共预算，应该是一部体现社会公正合理的规律文件，一份为全体人民当家理财且远近兼顾的财务计划，一套政府团队依循遵守的运营指南和行为准则，一件政府与公民以及公民与公民之间相互沟通和交流的工具。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讲，一个社会公共预算的现状，可以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

　　从1949年到1999年，我国实施的预算制度，离现代预算制度和现代国家的治理需求，相去甚远。这一时期的预算粗糙程度，以及用于管理国家时所遇到的困难究竟有多大，由于相关信息仍未公开，其细节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是，1999年，中国预算制度改革正式开启，到2005年、2006年时，在技术设计层面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其间，以部门为预算单位，国库统一收付，三定设计，对项目预算管理的新思路和新管理方法等，搭木立架，渐次展开，现代预算的技术框架初见端倪，且具有历史意义。比如，2000年，作为试点，国务院向人大报送了教育部、农业部、科技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四个部门的部门预算草案；2001年，26个部门试编部门预算；2003年为29个；2004年为34个；2006年为40个。

　　这一切变化，我们不时为之激动和欣喜，也不断地默默祈祷，希望这一切能坚持走下去。因为，如果这一切能坚决地走下去，这个国家，就有希望变成一个在资源使用上更加有效率、更能体现公平和公正的现代国家，变成我们希望看到的那个样子。

　　但是，到了2005年、2006年时，尽管已有了相当多的政府部门编制了它们的预算，也提交人大审议了、批准了，当时人民却看不到这些预算。那时，有的公共预算，在这个国家被当作是国家秘密。在我们看来，预算改革仍然脱离人民，只是在内部悄悄地进行。中国的公共预算变成了近乎黑箱作业式的财务安排，几乎杜绝了民众的参与，几乎没有透明度。这一切完全背离了公共预算的核心原则，也为政府中的一些人不合理地使用、低效率地使用公款、浪费公款，甚至贪污公款提供了机会和空间。这种状况，不仅民众日益不满，也已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把公共预算当成国家秘密，藏起来，犹如一个公司的管理者将公司的账目藏起来，不向股东交待一样荒唐。

　　于是，我们原来的对公共预算关注的爱好，就渐渐变成了一个固执的念头，要推动公共预算的公开，要让预算改革变成一个被社会广泛关注、民众积极参与的举动。

　　2006年是我们有这个念头的一年。2007年我们经过痛苦摸索，不得其门而入。但也就是在这一年，国务院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到2008年，我们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作为法规资源——沿着这一温家宝总理从上面为我们放下来的云梯，不断地往城堡上攀爬，不断地向各级政府申请预算公开。终于，在这一年，深圳市政府预算密室的沉重大门为我们打开了，卫生部、民政部以及国家科委等部门，向我们公开了较为详细的部门预算。2009年，在我们连续两年的申请公开之后，广州市主动将它们的预算公开挂在了互联网上。

　　在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和无数媒体的关注与参与下，要求预算公开的洪流开始漫过陈旧的堤坝。2010年，有四十几个中央部门公开了预算，今年，有90多个部门公开了它们的预算。尽管目前政府预算公开的透明程度还不尽如人意，与真正意义的公开透明还有距离，但是，预算被视为国家秘密的时代终于结束了。时评家叶檀曾做过这样的评语：“如果5年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预算能够像广州市财政局所公布的那样公开、透明，那么，中国的法治与税收环境将有根本变革。这才是中国数千年所未有之大变局。”

　　其实，我们推动预算公开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最终看到中国能出一部好的预算，造就一个好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公民是本本分分的公民，政府是规规矩矩的政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讲，“预算公开一小步，国家进步一大步”。让我们都来做中国公共预算全面彻底公开的推动者。（作者系深圳市君亮资产管理公司CEO，其作品《预算公开一小步 国家前进一大步》获第二届中国软科学奖公民参与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