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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明年财政和货币政策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1-12-27 09:38 来源: 中国经济网

  

  

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明年财政和货币政策

  备受瞩目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2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

  会议强调,“明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继续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着力加强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明年经济工作总基调:“稳中求进”

  会议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指出“推动明年经济社会发展,要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对此清华大学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指出,“稳中求进”一方面要“稳”,一方面也要讲求“进”,在“十二五”关键时期,中国经济必须在结构调整方面、在关键领域改革方面有所推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物价压力回落之后,保持宏观经济的平稳———平稳的经济环境、平稳的政策环境就很重要了。通常只有在经济回落的通道中,才会产生转型的内生动力和改革的共识,在一个平稳的环境也容易形成经济新的增长点,包括利率、汇率的调整,资源要素价格的调整,农村金融服务的调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指出,明年把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放在首要地位,就是说要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来支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同时要巩固今年抑制通胀的成果。这个变化是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所提出来的具有针对性的战略决策。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认为,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和美国经济陷入高失业、高负债的困境,世界经济前景低迷。国内中小企业经营出现困难,经济增速逐季回落。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下,要努力保持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良好态势,所以要“稳”。同时,也要利用环境变化带来的倒逼机制推动结构调整、深化改革,最终让百姓享受到更多发展实惠,这是“进”。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认为,明年经济增速下行风险加大,在增长方面应当“稳”字当头。“求进”则强调加快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当前“求进”的核心是扩大内需,切实提高最终消费在国民经济的比重。

  财政政策:“积极”之中求结构调整

  会议指出,明年经济工作必须“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特别是要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放在宏观调控的重要位置。要深入分析经济发展和运行趋势变化,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重点。”

  “明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民生领域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严格财政收支管理,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财政政策和信贷政策都要注重加强与产业政策的协调和配合,充分体现分类指导、有扶有控,继续加大对‘三农’、保障性住房、社会事业等领域的投入,继续支持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节能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在建和续建项目、企业技术改造等。要加强预算管理,严格控制‘三公’等一般性财政支出。”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指出,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十分复杂,此时我国宏观政策仍需保持稳定,财政政策更是要延续已有的“积极”基调,这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至关重要。与过去两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相比,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在着力点上已进行调整。金融危机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增长,现在的主要任务一方面注重保增长,另一方面要向调结构发力,这将会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十二五”规划中转方式、调结构的任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认为,积极财政政策赋予了新的内涵,更加注重结构性减税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财贸所所长高培勇更深入地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财政政策要继续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民生领域投入,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这意味着结构性减税将成为明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对于减税,特别是结构性减税,大家并不陌生。2008年,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包括了结构性减税的内容。只不过,结构性减税并非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心,只是作为“配角”,在以增加政府支出、扩大公共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操作中扮演辅助角色。

  他指出,最近几个月来欧美经济形势持续震荡,对处于缓慢复苏中的全球经济形成了极大的冲击。这种冲击,在短期内尚难有根本性改变。由此而形成的辐射影响,必将拖累中国经济,甚至使得未来一年的经济运行充满变数。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明年中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十分必要的。所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将今年以来的政策内容“全盘复制”到明年。鉴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2012年的操作肯定不同于2011年。其中,最大的一个改变是,结构性减税将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增支,成为明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载体。

  货币政策:“稳健”之中有微调

  会议指出,“明年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优化信贷结构,发挥好资本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效防范和及时化解潜在金融风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决定了我国货币政策仍然需要保持稳健。虽然不断走高的物价目前已有所回落,但其在历史上仍属于较高位置,目前货币政策还不具备转向的条件。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认为,货币政策虽方向不变,但将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中小企业、在建项目等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

  对于下一步货币政策如何微调,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货币和信贷政策都将进一步加大结构性调整力度,做到有扶有控。央行日前召开会议提出要“总量适度、审慎灵活、定向支持”,这实际上是央行对货币政策如何微调的一个诠释,那就是信贷投放虽保持一定程度增量,但一定是定向宽松,是对有利于结构调整的行业和领域进行支持,而绝不是全面宽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指出,货币政策今年也是稳健,但今年的稳健包含着从宽松向稳健的调整,是由宽松模式向稳健模式转变,所以大家感觉到货币政策是在收紧。今年的货币政策调整基本已到位,现在的货币政策是稳健的。当前通胀有所回落,给货币政策的调整创造了空间,央行也已经通过下调存准率等措施开始预调、微调。明年是围绕稳健,有意加强预调和微调,保持货币供给量的合理增长。微调针对经济形势的变化、结构调整、企业转型的需要等多种因素。

  对于“明年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各外资银行专家也作出了自身的解读和预测。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刘利刚预测,明年货币政策仍将保持较大弹性,“稳健”并不意味着货币放松的力度将较小。由于宏观经济面临下行风险,货币政策仍有继续放松的空间和可能。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预计,明年上半年央行将会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未来几个月内新增贷款情况也将好转,2012年将达到8.2万亿元。大和资本市场香港公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孙明春则预计,2012年广义货币(M2)增长目标将定为14%,新增贷款规模可能超过8.5万亿元。

  继续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

  会议指出,明年必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自主协调发展。”

  “一是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要合理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收入,拓宽和开发消费领域,促进居民文化、旅游、健身、养老、家政等服务消费;加强城乡市场流通体系建设,提高流通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强化监管和服务,坚决打击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行为,让广大群众放心消费、安全消费。”

  “二是着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坚持创新驱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产学研结合,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加快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注重推动重大技术突破,注重增强核心竞争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要严格产业政策导向,进一步淘汰落后产能,促进兼并重组,推动产业布局合理化。”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指出,外需变化难以左右,今后中国经济发展要更加立足国内需求,要更加突出结构调整,要更加依靠改革创新,要更加重视改善民生,这是我们前进的方向。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不能把经济发展的希望长期寄托在外需上。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远未完成,蕴含的内需潜力惊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指出,发展方式转变最重要的就是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如果“十二五”期间能使居民消费率提高10个百分点,即由现在的34%提高到44%,那就意味着我们每年能新增一两万亿元的商品销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指出,内需包括消费和投资。我国的消费潜力非常大。“稳中求进”最可靠的途径是增加消费,因为消费增长有别于投资的最大优点是平稳。投资可能大起大落,如果消费真正激发起来,就能保持国民经济长期平稳增长。

  清华大学中国财政税收研究所研究员余江指出,扩大内需实质是指国内需求结构的调整,从投资和出口转向消费,归根到底要求对收入分配格局进行调整。首先是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之间的分配,特别是政府财政收入增长过快的势头急需遏制,企业则需要解决分红问题,国企应该强制性大幅提高分行比例,民企则可通过税制改革等措施来鼓励多分红。其次是缩小居民内部的贫富差距,如提高社会保障、保护弱势群体等。

  (责任编辑:傅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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