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设计深层缺陷 吃一堑长一智

　　欧债危机与欧元的制度设计有关，而救援政策体现出不同经济社会思潮的角力

　　文/保罗•克鲁格曼 编译/王健 史晨

　　编者按：

　　自2009年希腊引爆欧债危机，到今年10月的欧盟峰会，欧洲领导人为应对危机碰头了不下20次，但形势仍然持续恶化。当局者迷，旁观者也有不少误区。要分析欧洲经济走势，需要理解欧元的制度安排，以及政策背后不同社会思潮的角力。这方面保罗•克鲁格曼教授的观点卓尔不群，《财经国家周刊》选取了他论及欧债危机的系列文章，加以整编梳理介绍给国内读者。

　　欧元有救吗？之前我们还被告知，最糟糕的结局就是希腊违约。但现在看来，这极有可能演变为一场波及更广的灾难。欧债危机根源于欧元设计的深层缺陷；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债务国的努力，更需要德国等财政状况良好国家的配合；而欧债危机演进过程，凸显了财政尚未一体化时救援过缓这一弊病。

　　幻想家的欧元

　　欧债危机的根源要从欧元诞生谈起。如果你认为其经过了精确的成本收益分析，那你其实是被误导了。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不论以何种经济分析来看，它的起点都是模棱两可的：欧洲大陆的经济过于分散，难以形成一个通用的货币政策；“非对称冲击”极有可能出现，也就是说一些国家经济增长迅速，而另一些国家则经济衰退明显：与联邦制的美国不同，欧洲各国既没有统一的预算和劳动力市场，也缺少能够维系同一民族的共同语言。

　　由于没有考虑人文因素而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欧元的创造者被调侃地称为“技术幕僚”。但把欧元变为通用货币，并将欧洲和美国拖入困境的人，其实称不上是技术幕僚。事实上，他们是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家。

　　那么，为什么这些幻想家不顾经济学家的多方劝阻，执意推动欧元一体化进程呢？部分原因是为实现“欧洲统一”——一个欧洲大陆精英普遍推崇，甚至不顾一切的梦想。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对经济的信心：尽管存在不利证据，但人们更愿意相信只要沿袭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美德——物价稳定和财政谨慎，一切都会正常运转。

　　作为幻想家们的终极聚所，欧洲央行也因逃避问题而出名。比如去年，欧洲央行还坚持信奉“信心神话”，认为在经济萧条时期削减预算会提高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从而可以刺激经济扩张——然而这种情况从未在任何地方出现过。欧洲已然陷入金融崩溃的恶性循环，但欧洲央行却仍旧认为价格稳定能够治愈所有弊病，其新任总裁甚至宣称，“锁定通胀预期”是其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创造就业、维持金融稳定做出的主要贡献。

　　我支持真正的技术专家，并把他们当作朋友，因为我们需要干实事的人应对经济困境。但现在的讨论正被不切实际、一厢情愿的空想家们所严重误导。他们将自己伪装成技术幕僚，其论述了无新意而且危害严重，因此我们现在就需要揭穿其伪装。

　　同甘不能共苦

　　危机爆发前南欧国家债务持续积累，当下要务是对其进行纠正，但现有调整方案却是单边的：在要求债务国降低支出的同时，债权国却并未相应采取扩张政策。尽管欧洲领导人始终把债务国庞大的开支当作症结所在，但真正的问题却是，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支出太少了。而他们要求实施更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这恰恰成为导致情况日趋恶化的主因。

　　在之前借贷宽松的日子里，南欧元区的工资和物价涨幅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现在这种差异必须被平衡，要么是南欧为增强竞争力被迫下调价格，要么就抬升北部国家的价格水平。如果采用前者，南欧势必会为就业及债务问题的恶化付出沉重的代价，相比之下后者成功的可能性更大。但这样一来，决策者就将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结果，即欧元区整体会出现短期的高通货膨胀。他们已经明确表示不会这样做。事实上，今年四月欧洲央行加息时，潜在的通货膨胀在大多数观察家看来还显著低于预期。

　　四月份也正值欧元危机进入严峻阶段，这两者绝非巧合。暂且把希腊搁在一边，因为它的经济规模与整个欧洲相比，仅仅比迈阿密相对于美国而言略大一些。但在这个节骨眼上，全球市场已然对欧元区整体失去了信心，甚至推高了奥地利和芬兰这样在支出上绝少挥霍国家的利率，其缘由不言自喻：全面紧缩措施加之欧洲央行沉溺于控制通胀，使得债务国几乎无力摆脱债务陷阱，继而成为更广泛的债务拖欠、银行挤兑和金融崩溃的催化剂。

　　无论为人为己，我都希望欧洲趁还来得及的时候赶紧刹车改道。但说实话，我认定他们不会改。事实上，更大的可能性是美国将会步欧洲的后尘。因为美国的经济也同样被债务人拖累，一步步陷入困境，只是在美国这类债务人主要是房屋业主。就像他们力图挽救自身的财务状况一样，我们也迫切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支持经济发展。然而一如欧洲，美国的政策话语也被厌恶财政赤字的和沉溺于控制通货膨胀的人士所掌控。

　　吃一堑长一智

　　欧债危机的爆发以及多次援助的效果欠佳，可以给我们三方面启示：

　　首先，大幅削减开支并非应对危机之良方，这次危机与“福利国家的终结”也没有什么关系。诚然，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有更为优厚的社会福利，且政府开支也高于美国政府。但现在处于危机之中的那些欧洲国家，在福利方面并不高于那些经济运行良好的欧洲国家。数据显示，“欧猪五国”福利开支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低于德国，更远远低于瑞典。而且在拥有巨额债务负担的国家中，没有一个通过削减开支重新得到金融市场的青睐。例如爱尔兰是欧洲的好孩子，在债务问题采取了严酷的财政紧缩政策，结果失业率攀升至14%，债券的利率却依然高达8%，比意大利还糟糕。

　　其次，债务问题与融资成本不能混为一谈。放眼全球你会看到，决定利率的最大因素并不是政府债务的水平，而是其是否能够以本国货币筹款。日本的债务问题比意大利严重得多，但日本为长期债券只需要支付1%左右的利息，而意大利为7%。英国的财政前景看上去比西班牙糟糕得多，然而英国能够以稍高于2%的利率获得资金，而西班牙支付的利率却接近6%。正是由于采用欧元，西班牙与意大利实际上丧失了本国货币的灵活性。欧元区国家即使在紧急情况下也不能印发货币，其资金供应的中断是保留自己货币的国家不曾遇到的难题，所以才有了如今的危机恶化。

　　最后，创建欧洲共同体单一货币的理念，背后与众多社会思潮相交织。美国的保守派为此叫好，他们认为欧元是仅次于恢复金本位的最好方式；英国左派为此叫好，他们认为这是迈向社会民主式的欧洲的一大步。然而，英国保守派却反对这种想法，美国自由主义者更是对欧元表示怀疑，我想补充的是，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如果一个国家无法独立运用货币及财政政策抗击经济衰退，后果会怎么样？

　　【短评】

　　保罗•克鲁格曼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其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等。作为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创立人，他对于危机见解独到批评犀利，点出经济政策从来就不单纯是技术工作，还应重视其背后的政治和社会思潮。

　　欧债问题表面上是债务危机，本质上却是欧元危机：单一货币，让各国丧失了灵活应对赤字和衰退的能力。而缺乏统一的财政制度，使成员国在失去传统应对方法的同时又难以获得新手段。最关键的是，设计时统一货币的好处并没有自然到来。当年欧元的诞生成就了蒙代尔等一批政策建议者，但建立统一市场以促进区域间劳动力流动等期望，现在看来有些想当然了。

　　本栏目连续两期选取了关于美国复苏和欧洲走向的文章，因为这两大经济体对中国的影响最为直接。而且危机时暴露的问题，有利于深入理解经济系统日常的运行。睫在眼前常不见，原来一个统一的货币政策，在应对危机时会有这么多掣肘；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经济起落的不同步，中国比欧洲更甚。宏观调控对不同地区影响有何差别，相应怎样搭配财政政策，如何影响不同人群的福利，这些都是值得辩论的问题。(史晨)

　　(译者系注册金融分析师，编者系本刊研究总监，实习记者林帜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