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道“坎”还有几道梁？

作者: ■本报评论员赵民望

　　发生在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广东省一个村庄的事件，通过满足群众利益诉求的方式及时化解了。不仅如此，“乌坎事件”本身或就此成为处置类似事件的一种标本。

　　坏事变好事的质变过程，引来了舆论的高度肯定，我们同样以为，面对日益纷繁的利益诉求，执政者必须首先清醒地意识到，维稳只是单方面的，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应当予以充分地尊重。而“乌坎事件”得以顺利解决，公众预期乐观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即来自广东官员“要变为民作主为由民作主”这一执政理念的转变。

　　在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今年9月下旬因404亩土地的征地赔偿、村财务、村干部换届等问题引发村民上访；和平游行之后出现的部分冲突，最终导致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为控制事态，动用武警成了地方执政者的习惯性选择，可情势却越发严峻，“乌坎事件”进而吸引了海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当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率领的省工作组进驻陆丰之时，“民意为重、群众为先、以人为本、阳光透明、法律为上”的原则缓和了情绪激烈的当地村民，乌坎事件转机由此出现。此后，约定俗成的“群体事件”的定性被弃用，“乌坎事件”成为一起“村内利益纷争”。此前，即便广东省内的数起聚集事件，也无一例外均被视为“群体事件”。

　　定性的变化，其实展现的是政府尊重群众利益诉求的明确立场；而广东处理乌坎事件的做法到得村民认同的同时，作为“乌坎事件”事实上就就已经迈过了一道“坎”。方方面在肯定广东此次的危机处理手段的时候，莫不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社会管理方面的改革。

　　实事求是地说，乌坎村是过了一道“坎”，但是，从肯定村民利益到承认博弈的存在，再到平等谈判解决问题的广东乌坎事件处理模式，是否真正能够就此树立起来，成为中国社会管理改革的一个醒目路标？因为，面对转型期的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博弈，公权力的介入、政府的管理方向不仅不清晰，而且只有封堵、压制等强硬手段的重复。也就是说，过了一道“坎”还有一道道梁，没有扎实的改革推进，想要进入平等、法制的和谐社会，仅靠强硬手段是无法绕行通过的。

　　首先，许多类似事件本质上都是因为群众的根本利益受损所致。乌坎村村民的两个诉求中，一是土地问题，二是村务不公开。村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多方诉求无果，才有了万不得已的下策。脱离了民众的实际利益，再周全的“民生为本“方略都是空谈。

　　其次，承上所述的村民对“村务不公开”的愤怒，表明了群众的民主、平等和权力意识已发生显著变化，基层政权却还是老调重弹，不去正面回应。那个汕尾市书记大谈境外敌对势力，烂媒体的介入，然后就是权力相威胁，全然忘记了自己职权的出处，更无视村民的公民权利。

　　第三，乌坎村的“村民自治组织”名存实亡，村民自己选举罢免“干部”的民主程序失效。村民只能被动地“反映村干部贪污受贿，卖地不跟他们商量”，却无力行使罢免“村长们”的权利。说到底，这不是村民自治的“民主”出了问题，而是民主没有落地、没有监督，民主不够的问题。

　　“乌坎事件”无疑是一块基石，乌坎村提供的范本仍然需要检讨修正。假如此次出动的不是省级工作组，最终牺牲的可能依旧是“不明真相的群众”；省级党政组织与村民平等对话固然是进步，同时也暴露了“法制”路径的断裂，“靠组织”解决社会利益冲突根本上还是人治是官治，制度化、法制化的前途唯亟待改革再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