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增长模式应从“强国”转向“富民”

　　专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

　　中国增长模式应从“强国”转向“富民”

　　牛智敬 缪琦

　　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你如何看过去20年的改革和现状？

　　韦森：我以为，从1978年改革到现在，有三个大的事件要记入历史的：第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大门；第二是邓小平南巡，没有他的南巡讲话和决策，就没有现在的发展；第三就是入世。从近3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来看，自1992年开始，中国经济才有了起飞，但是真正快速增长，是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之后才发生的。

　　不过，这十年我们基本上在“吃市场化改革的红利”，整体的政治体制却变化很小，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和问题。

　　日报：如何理解我们在“吃市场化改革的红利”？

　　韦森：所谓吃“市场化改革红利”，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经济学术语，而是一种“隐喻式”的说法。当然，近些年也有不少学者在用“市场化改革红利”这个概念，并做了一些计量研究，甚至发现这种“红利”对过去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贡献了近16％。我不大相信这种计量的东西，但是至少可以在制度经济学的意义上把过去中国30年经济增长理解为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概言之，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经济内部各部门乃至整体上市场化的结果。我把这一现象称作为“吃了市场化改革的红利”。

　　但是，这几年政府的强势参与和干预市场，使我们国家形成了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好像从来没有过的“政府主导或统御市场”的体制格局。

　　目前人们所热烈讨论的“中国模式”，大致正是指这个转型中的、还在慢慢渐进成型且自我强化的经济体制格局。不承认它的存在，不承认它的独特性，是一种鸵鸟式的态度。

　　但是，我这些年所担心的是，等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的红利吃完后，中国社会沿着这个渐进成型的体制格局自我演化，进入了一种“路径依赖式”的发展。一旦这种政府主导市场的体制吃完了市场化改革的红利，经济增速开始下滑，将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并且一些问题可能是我们这个社会所承受不起的。

　　这种担心，体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国进民退”，国有企业的规模和利润在增加，政府的税收也在快速增加。自2008年下半年的世界经济衰退以来一直到现在，基本上是基建投资在推动着增长，而投资推动的增长又是政府部门、与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国有投资机构和国有企业所做的。这种增长越来越依靠政府和国有部门的基础设施扩张，表现形式为财政税收和支出同时增长，尤其是银行贷款的快速增加。在经济的货币和金融层面，财政收入和银行贷款又大部分流到了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去了。

　　现在地方政府债务不断攀高：要发展经济，就来建基础设施，建了三环不够，还要建五环，项目一个比一个大。这些基建项目，中央财政没拿出多少钱，大都是银行贷款在推动。这也是这些年地方政府负债不断攀高的主要原因。

　　以前还指望地方政府靠卖地的出让金来偿还政府负债，但现在全国房地产价格开始下行，房地产前景不明朗，卖地的土地出让金全国又下来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拨款又不够，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又不对称，一些借债很重的地方政府就感到压力很大，只能不断地借新钱来还旧贷。

　　就这样不断地通过银行借款，或开始发地方债来发展经济。米塞斯、哈耶克等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周期理论，说的正是这回事。

　　日报：中国的这种模式比起美国和欧洲来，是否要更实用？你怎么看这种模式？

　　韦森：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政府职能越来越强大，政府用行政手段直接参与和干预市场运行的能力越来越强。这实际上是个内在自我强化的过程：政府经济增长方式加强了政府职能；政府的职能又推动了政府所主导的增长方式。这种发展路径、增长方式短期看是有增益的，但长期看来可能有很多问题，且问题越来越难自我纠正和解决。

　　日报：你觉得像这种增长模式，还能持续多久？

　　韦森：我估计三五年之内，中国经济的问题还不大。在未来几年中，就是中国经济增速慢下来，也会仍然惯性地增长几年。短期看来，我国经济的问题还并不像一些悲观的经济学家们所预计的那样严重。但长期呢？这种增长方式显然是不能持续的。

　　目前中国所面临的长期问题是什么？欧美经济可能五年到十年不会复苏，中国的外贸出口已经差不多到了顶峰。连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外贸出口对GDP的贡献都是负的。最近的所有数据都表明，我们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又在下滑。由此看来，未来中国GDP增长的三驾马车，好像只有靠国内消费了。但问题是，这些年政府财政收入超高速增长，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又怎么指望靠启动居民消费来作为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二级火箭？

　　日报：在现在可行的情况下，经济增长模式应该朝哪个方向转变？

　　韦森：即从“强国”向“富民”转变，向提高居民收入和老百姓的福利转变，而不是靠政府建更大的项目、花更多的纳税人的钱来低效率或浪费性地谋求未来不可持续的快速发展。这其中关键还是要限制政府的权力，特别是对政府征税和财政支出的实际制衡。

　　你可能也注意到了，为什么我最近几年几乎利用一切场合讲“预算民主”的基本道理。我觉得，现在种种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根源和关键是政府的财政税收、财政支出没有严格受到人大代表的实质性的制衡。

　　我比较欣慰的是，这几年我们喊的这些事正在成为现实。比如，国务院这两年所推动的政府部门三公消费的公开、预算透明等。另外，预算法最近也在修改，已经修改了好几稿了。但是，我觉得这些还远远不够。总体判断，我们的“预算民主”建设还只是有个意向，严格来说还没有起步。

　　日报：最近大家都在争论，宏观调控应该转方向了，你觉得明年的宏观调控会不会有所变化？

　　韦森：税收无论如何不能再增长了，这是指财政政策应该转向，而不是简单的结构性减税问题。

　　在货币政策上，我已经说了，一是把存款准备金率降下来，要一定幅度地降，而不是一个月才降0.5个百分点。另外，商业银行存款法定准备金率趋向于零，是个全球趋势。

　　另外，我觉得在利率上要反向操作，提高存款和贷款基准利率。这对遏制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和降低房价，有双重的良性效应。

　　根据有关专家最近的研究测算，在目前的通胀率情况下，借款利率低于10%，谁贷到款，谁实际上就是赚的。实际上，大多数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实际贷款利率都高于10％。所以，从理论上推算，只有把基准利率提高到10%以上，才能限制地方政府乱贷款的冲动，房价也会自然降下来。

　　当然，这还要考虑西方国家多年来接近0利率这一事实，因此，如果提高我们商业银行的存款基准利率，可能又会吸引热钱流入，增加中国经济体内的流动性。但是，可以考虑采取热钱流入的外汇不给它用人民币结汇办法来应对，这样即使提高央行的存贷款基准利率，也不用担心会导致热钱流入从而央行被动结汇增加基础货币的问题了。

　　日报：现在国际上有一波看空中国的声音，你对此怎么看？

　　韦森：近来国内许多经济学家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都很悲观，但是经济学家们提出问题，与“看空”尤其是“唱空”中国，是两回事。我近来对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甚至提出一些尖锐的批评意见，也讲了许多中国经济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但我总体上比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对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判断还相对乐观一些。

　　中国太大了，加上是一个“柔性社会”，企业家、个人家庭和地方政府总是能想出一些办法来应对各自所面临的难题。话说回来，现在世界上哪个国家没有问题？哪个政府不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中国政府、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的企业，比起世界各国来说，总体上日子还好过些，至少比大多数国家好过。

　　但是这并不否认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内部确实存在着诸多的潜在问题。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来看，未来出口、投资和居民消费都动力不足，确实问题会不少，困难看来还会接踵而来，问题也还会积累。这又逼迫着和压迫着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尤其是政府体制改革。

　　这么多年，国外那么多人唱衰中国经济，二三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还在增长着。那么现在我们这次是不是还会看走眼呢？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总是有个周期，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永远保持一个接近10个百分点的高速增长。所以，这次会不会真的“狼来了”，的确我自己也有点说不准。但是，我们多看到一些困难，多谈一些问题，甚至多一点对政府政策的批评意见，总比在那里盲目地甚至别有用心地“空唱”或“空赞”中国经济有多好多好的催眠曲要好，要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