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要看清楚欧债危机？

　　

　　

　　崔洪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盟研究部主任崔洪建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如何从欧洲内部政治环境和决策机制来认识欧债危机？如何从一个更长时间段来考察欧债危机对欧盟可能产生的影响？专家称危机背景下，欧洲更需要中国的庞大市场。

　　文、图/本报记者赵琳琳

　　欧洲“内部权力轨迹”东移

　　广州日报：据您了解，在欧洲内部如何看待欧债危机？

　　崔洪建：刚开始是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接着德、法两国在对待这一问题上有分歧，拖延很久才有了第一次欧盟或者欧元区的统一应对行动，这背后是因为存在利益分歧。最早，德国国内对此就有分歧，有些人认为应该惩罚希腊，将其逐出欧元区；另一派则相对温和。但德国方面立场大概一致，很明显的是无论欧盟出多少钱来解决此事，德国都是最大的出款国。

　　现在欧洲内部有一种说法叫“欧洲内部的权力东移”轨迹。在欧洲的版图上，相对来说，德国处于欧洲东边，实际上是处于欧洲的中心位置，法国则属于传统意义上所说的西欧。所谓“权力东移”的轨迹比较清晰，因为解决债务危机，涉及救援救助，最后是靠经济实力说话。法、德两国在这个问题的看法分歧，在于德国解决问题时，被认为更多的是从自身利益立场考虑，而法国则认为自己是联合主义者，是从整体利益来考虑问题。

　　“挤牙膏”解决源自“体制”

　　广州日报：沿着您所说的轨迹，怎么看待欧债危机的问题和解决？

　　崔洪建：这还是一个体制问题。在欧债危机的问题上，除了各国本身各种政治势力较量外，成员国之间还有不同的声音和观点，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之间也有分歧。这个博弈过程太复杂，已经超出了我们所能想象的范围。中国很多学者说这是“挤牙膏”。

　　对于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比如默克尔，要面临的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在救助欧债危机的过程中，赶上德国选举。她首先要考虑怎么稳住自己的地位，然后才能去做对欧债危机有用的事情。包括为什么欧盟峰会有时会分成两段开，就是因为要考虑到一些国家国内的政治。这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政治操作。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本身它是一种很微妙的平衡，但是你能看出来，方向是既定的，只是在向这个既定方向前行的过程中，何时表态、何时行动需要拿捏火候。

　　“政治问题”难过“经济问题”

　　广州日报：您如何看待欧债危机的未来？

　　崔洪建：去年我就说过，第一，欧元不会垮，第二，希腊不会出局。当时我跟德国人开玩笑，我说欧元是你们的一个政绩工程，换句话说，绑在一块了，松绑的代价太大，谁都负不起。随着危机的发展，从欧洲人自己到外部的观察者会慢慢认识到，这个危机本身它跟债务和金融有关系，但其影响和解决方案，一定不仅仅是经济层面和金融层面。去年，欧洲人就很明确地提出欧债危机是政治危机，要解决欧债危机必须有政治方案，而这个政治方案就是更加一体化，这个很明确。

　　对欧债危机，我一直相对乐观。我想，只要德国经济不出现大的衰退就不会出大问题。从欧盟层面来说，只有统一货币，没有统一财政，而此前召开的欧盟峰会已经明确提出要建立财政联盟。前几天，一个有名的欧洲学者对欧债危机问题的分析很深刻，他说，现在的问题在于经济问题好解决而政治问题不好解决。因为无论是27国还是17国，讨论方案时，一定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换句话说，就是需要解决利益的分配和让渡的问题。

　　中欧合作发展也是博弈

　　广州日报：以一个更长期的视角作为考察背景，如何看待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中欧关系？

　　崔洪建：为什么要看清楚欧债危机？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本身在变，我们的视野和心态在变;欧洲也在变化，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也在变。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需要做一个阶段性判断。

　　举个例子，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欧洲如果想要提高竞争力，必须得创新发展，其到2020年的发展战略也是这么说的。但是，在市场化的环境里，创新一定是由市场驱动，从这个角度看，欧洲需要中国，因为中国有庞大的市场。今后，欧洲会更有针对性地开发针对中国市场的东西，尤其是在欧债危机的背景下。

　　当我们讨论中国的“十二五”规划和欧洲的2020发展战略的关系时，能不能真正从产业结构层面寻找到铆合点，它的创新和你的市场之间怎么铆合在一起，对我们而言，不仅仅是从欧洲买技术，还需要从那儿得到技术，这个局怎么破，也是一个博弈。

　　（责任编辑：林秀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