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路易斯联储前主席William Poole：2012年推出QE3可能性很小

　　康子冉 贾华斐

　　新年伊始，欧债危机、全球衰退仍在持续，第三轮量化宽松（QE3）依旧呼之欲出，中国经济何去何从仍然难言其实。2011年全球经济遗留给我们的一系列困惑和迷思能否可以在今年找到答案？就这些问题，《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日前专访了美国圣路易斯联储前主席William Poole教授。

　　美联储政策存在误区

　　《第一财经日报》：近几月来，美国经济再次向好，经济数据持续好于预期。是否可以归功于美联储正在进行的“维持低利率的宽松政策”以及“扭转操作”，如何评价美联储目前的政策？

　　William Poole：美联储在2011年8月的会议上表示将维持目前的利率一直到2013年中期。美联储也将发布一些新数据。但目前美联储的政策存在误区。

　　中央银行包括美联储都需解释央行的政策如何对经济状况作出反应。央行政策依据的不是日程表，应该依据经济正在运行的状况。所以，经济政策调整有利于基本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如果美联储表示其已经制定了未来的利率走向，但我看这些操作产生的利益或回报很小，还会产生相反的作用。

　　经济情况发生变化，是需要使用不同的利率政策，那么美联储就需要解释其为什么仍坚持原来的政策。随着情况的变化，市场投资者就会问：看到已发布数据，是否意味着美联储应该放弃原有关于利率走向的政策，还是做出其他一些什么决策。但是目前美联储的低息承诺恰恰没有说明其货币政策如何依据经济情况进行调整。

　　日报：市场普遍预期伯南克推出QE3时点可能在二季度，你对QE3推出如何判断？将会以什么样的形式？

　　William Poole：如果经济未来运行与当前的预测差不多，预计QE3推出的可能性非常小，若GDP增长2%，加上一些不可测因素带来的实际浮动效应，通货膨胀率约保持在2%，这种情况下不应推出QE3。原因在于尽管经济前景不好，而QE3可能在改善经济方面发挥大的作用，但经验表明“量化宽松”会对美联储在降低其大量信贷方面造成很大的麻烦。

　　日报：近日，美联储表示将发布对利率和加息时间的预测，业内普遍认为这是美联储在为出台第三轮量化宽松做铺垫，能否这样理解？

　　William Poole：我认为两者没有联系，利率预期不会导致推出QE3，两者是独立的，没有联系。

　　中国金融改革依赖市场机制

　　日报：近日中国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刚刚闭幕，提出风险防范和推进金融改革将是重点，对中国的金融改革，你有什么建议？

　　William Poole：我认为中国金融改革的目标应该是越来越依赖市场机制分配资本，而不是行政机制的管制。目前，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资本分配仍依赖银行系统，用控制、管制形容有点不恰当，但这个过程肯定受到政府政策的巨大影响，比如，资本主要流入受政府扶持的公司和产业。

　　未来，改革的目标应让金融业的资本分配从以市场标准为参照，变换为以市场标准为依据的境地。其实，对美国金融业也是这样，美国的房地产行业问题很大，准确地说是政府引导大量资本进入这一行业，形成了当初次贷危机的根源。

　　记者：你认为各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应该从目前全球的金融危机中吸取什么教训？

　　William Poole：欧债危机本质上说属于政府主权信用的危机，目前看到的欧洲商业银行的危机是由于这些银行持有大量政府债券。早在多年前，经济学家已经知晓，美国与欧洲诸国政府难以兑现已有的债务承诺，原因在于向老龄化人口承诺保障性的养老金，例如美国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保障，这些对老年人十分重要的承诺已经超出政府以收入支付的能力。

　　这一点很多经济学家大约30年前就已经有所预料，因为那时人口预测已十分准确，但不幸的是，美国和欧洲都没有相应采取措施。实际中真正发生了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欧洲各国如何解决，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问题解决不能主要依赖税收，因为欧洲各国的税率已经很高了，欧洲各国当前没有提高税收的空间，不能通过税收资本分配，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降低支出，但这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日报：近来基金公司和海外投资者“唱空中国”的声音流行，中国国内的热钱正在流出，你能否谈一下欧债危机给中国的教训和中国未来经济的看法。

　　William Poole：目前中国人口老龄化也日益严重。从欧债危机的教训来看，政府应该对人口老龄化提前采取措施，不能一直等到发生了债务危机再去想办法。所以，应该精确地计算会产生多少债务，若兑现承诺产生的债务超过支付的能力，就必须改变承诺。

　　对于下一阶段中国经济，未来还是应该以扩大内部的消费为目标。据统计，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约40%归功于消费，而美国是70%。70%这个数字太高，美国应该更多地依赖基础设施建设、深化资本基础等等。相反，中国则应该计划、鼓励家庭、消费者更多享受发展的成果，由此而产生的内需增加将抵消来自欧洲、美国外需的减少，使经济缓慢发展，免于突然冲击，减低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动荡和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