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的关键在于秩序重建

　　

　　经济参考报：近两年，欧债危机拖累了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不过欧债危机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各种深层次矛盾长期积累的产物，能不能说解除危机也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2012年欧洲特别是欧元区能否迈出解决问题的实质性步伐？

　　周弘：发生在欧洲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既是市场信心危机，也是政府治理危机，同时还是对社会认同和社会凝聚力的考验。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市场失衡和市场失范，是政府低增长高福利的治理方式不能适应全球市场发展的表现，也是膨胀了的市场力量与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政府治理进行博弈而占据了上风的结果。具体来讲，危机产生的原因包括：民族国家的财政状况长期失衡，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选举政治导向赤字财政，加上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政府短期财政支出增加，欧元区货币和财政制度分离，国际资本投机以及国际媒体炒作造成市场信心危机，等等。综上所述，关键的原因是欧洲国家的政府治理存在制度缺口，无法保证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也无法抵御国际资本的投机和炒作，从而导致资本市场对欧洲重债国主权债务的信心危机和国家融资成本的急剧上升，欧洲国家通过卖新债还旧债的方式难以为继。欧洲联盟和欧元区的整体经济虽然庞大，却又不具备主权国家对资本的对冲权能。

　　上述情况在短期内很难得到根本解决。首先，国际资本不会轻易放弃冲击欧元区以获取最大利润的机会；其次，欧洲国家的政府力量要想步调一致地共同应对危机，首先需要通过财政统一获得类似主权国家的权能，但是财政统一要经过一系列的治理改革，甚至包括修宪，这些步骤不仅需要时日，而且需要解决各种困难，不比过五关斩六将容易；此外，政府力量就严苛的紧缩财政政策达成一致以后，社会力量和民众能否承受住紧缩压力也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变数。

　　目前看来，欧盟的政策选择一是在成员国层面上力行财政削减，以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财政失衡状况；二是在欧盟层面上坚定地推进经济治理措施和财政一体化，以改变货币和财政制度分离的状况。后者对于欧盟和欧元区的前途至关重要。倘若欧盟能够如愿以偿地实现上述目标，欧元区是有可能迈出解决问题的实质性步伐的，如果欧盟在治理改革方面失利，后果将不堪设想。

　　经济参考报：在去年底的欧盟峰会上，法德与英国未能就欧盟改革达成一致意见，双方不欢而散，您认为，法德两国与英国的根本分歧在哪里？这将对未来欧盟走向有何影响？

　　周弘：在2011年12月8日至9日的欧盟峰会上，法德等国为解决欧债危机提出了修改《里斯本条约》、加强财政联合、实行更加严格的财政纪律等深化欧洲一体化的动议。但是，英国以一票否决阻挡了修改《里斯本条约》的进程，迫使欧盟其他26个成员国通过政府间协议实施新的财政一体化方案。英国从自身利益出发的这一行动虽然没有阻止住欧洲建设继续向财政统一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英国的反对，导致修订条约的努力失败，毫无疑问会影响欧盟应对债务危机的效率。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之间的博弈。

　　英国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作为英国支柱产业的金融服务业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法德主张通过征收金融交易税(托宾税)规范资本的行为，将大大伤害伦敦城金融业的利益。代表金融资本利益的英国于是高举“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旗帜，反对欧洲大陆建立过度严格的管理规则。但是，英国尽管给欧元区解除债务危机造成了更多的麻烦，但是却难以制止欧洲联盟向财政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如果欧洲联盟的经济和财政治理和联合能够继续推进，英国将面临重新选择。

　　经济参考报：欧债危机从爆发到现在已经持续了两年之久，到现在仍然没有看到最终完全解决的曙光，各国对欧元未来的前景非常担忧，您认为欧元在新的一年会有何种表现？是逐渐走出阴影还是继续恶化？

　　周弘：2012年是欧元和欧元区最为艰难的一年，也可能是转运的一年。在年初，一些欧元区重债国将面临新一轮的债务到期压力，同时必将面对国际资本的投机炒作和评级机构及媒体的舆论压力。这股浪潮甚至会波及到欧元区的核心国家，如意大利，甚至法国，还可能冲击欧盟为防范欧债危机而设立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 FSF)，使欧元区面临空前的压力和挑战。在这样严峻的考验面前，除了欧盟政治领导人的决心(默克尔和萨科齐已经多次明确表示了他们拯救欧元的决心，但是却遭到了卡梅伦的抵制)以外，欧洲的社会生态和民众意愿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倘若民众支持欧盟和成员国领导人紧缩财政和统一财政的决策，将有助于欧元区渡过难关。反之，则会产生严重后果。此外，欧元区能否在2012年年中触底，最终还取决于欧盟能否在紧缩财政的同时找到恢复经济增长的途径。

　　（责任编辑：王慧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