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村证券经济学家谈美国政体如何处理美债危机

　　“用来解决债务困局的‘末日机制’相当于让国会用枪指着自己的头逼迫自己作出决定——看似犀利，唯一的问题是：国会可以自己把枪移开。”

　　野村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保罗·谢尔德

　　作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美国债务危机牵动着全球经济的神经。

　　有种悲观的看法认为，美国经济正在慢慢下滑，这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变得“难以管理”，而且美国“分而治之”的政府体制，绑架了明智的政治决策行为。

　　还有种观点认为，尽管美国可以避免债务违约，但无法逃避债务降级的结果，而且政治僵局将继续劫持明智的决策，最终导致财政灾难，并引发市场震荡。

　　实际上，“必须处理长期财政问题”已经成为美国政治和政策讨论的重心，而且有整个国家充当观众，政界人士正全力以赴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美国的政治体制无法确定并实施一条可持续的财政道路，绝不是因为缺乏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重视，而是体制自身的问题。

　　美国政体如何处理危机

　　由于在美国体制中，政府部门分立而且立法程序复杂，对于外部观察者而言，美国的决策过程令人困惑。其实，美国政策的制定无非是各方开出自己的条件，然后协商、让步并减少条件来达成共识。

　　这一点在美国的两院制国会体现得最为明显，435名众议员的任期为两年，每两年全部重选；100位参议员的任期为6年，每隔两年改选约三分之一的席位。任期的期限能够有效地推动立法者的态度从“不容协商”转向“完成任务”。

　　在2011年8月初债务僵局陷入困境后，为对长期赤字削减计划达成共识，国会和政府给出了独特的解决方案，简化协商流程，并用最后期限来推动政策决定：如果双方根据各自心意无法就削减赤字措施达成一致，那么最好让立法委员小组来接手，小组委员会各有6名议员来自两院，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平分席位，给出解决方案并建立“末日机制”来增强找到解决方案的动机，然后国会将在一个月内对议案进行“同意或否决”的投票。

　　这个“末日机制”就是：一旦超级委员会未能就减赤1.2万亿美元达成共识，美国政府将被迫自2013年起启动自动减赤机制。缩减部分将由共和党力挺的国防预算和民主党支持的国内开支项目平均承担，也就是说，两党将共食苦果。

　　这样做看上去有一石二鸟之利——既让提高债务上限的僵局得到缓解，同时也带来希望。但实际上，“超级委员会”的“末日机制”相当于让国会用枪指着自己的头逼迫自己作出决定——看似犀利，唯一的问题是：国会可以自己把枪移开。因此这一机制最终可能还是不够给力的。

　　美国的财政决策过程看上去可能一团混乱，但政府能够作出合理的决定，或多或少朝着有利于美国的大方向前进。鉴于美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仍在2%左右，市场似乎也赞成这一点。

　　亚洲逐步“脱钩”美日欧

　　欧美债务危机的影响遍及全球，亚洲自然也不例外。

　　目前，亚洲经济的重新平衡进程比大部分人预期的更加迅速。在亚洲的总出口中，对G3集团（美国、日本、欧元区）的出口比例已从2000年的48%下滑至2011年上半年的28%；相反，对中国、亚洲其他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比例一路上升。

　　G3集团的需求萎靡不振是出口目的地变化的一个因素，但另一个原因是亚洲日益注重推动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而且对其他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和大宗商品生产国的出口迅速扩张。

　　亚洲经济的重新平衡从两个方面影响了我们对2012年前景的展望。第一，亚洲正在稳步降低对G3集团需求的依赖性，同时提高了对中国需求的依赖。第二，亚洲正逐步与G3集团脱钩。

　　虽然我们认为G3经济增速偏低不会对亚洲造成很大的影响，但其如果深度衰退就是另一码事了，假使衰退真的发生，受“非线性效应”的影响，亚洲会受到沉重打击。

　　虽然情况有些严峻，但亚洲仍归属非衰退阵营。在亚洲，野村证券将非常开放的小型经济体的2011年经济增长率下调了0.5个百分点左右，但保持对大型经济体的增长预期不变。因此野村证券对亚洲2011年总体GDP增长预期维持在7.9%不变。

　　大宗商品降价缓解了全球市场大跌对亚洲经济增长的冲击，而亚洲也提高了对西方需求低迷的承受力。自2008年以来，亚洲的政策更多重视内需的扩大。中国现在不再仅仅是世界的加工厂，也成为亚洲其他地区的强大增长引擎。

　　我们还调查了亚洲经济体的其他关键“脉搏”指标：出口增长普遍放缓，但其他指标发出的经济增长信号喜忧参半。工业产出方面，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似乎仍然表现良好；消费者信心方面，中国大陆、泰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信心很高而且在上升，印度尼西亚稳定在高位，但香港、韩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则在下跌。在亚洲，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目前仍是最具韧性的经济体。

　　一个隐患是：假如外资突然撤离亚洲会怎么样？这会导致亚洲的股市和房市骤跌，商业信心下挫，银行控制信贷。对于那些经常账户赤字而且外汇储备较低的国家，资本净外逃会引发国际收支问题；对那些固定汇率的国家而言，资本净外逃会产生货币市场利率飙升的恶劣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