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们现在开始关心世界

　　现在，开始关心世界

　　这次由民间发起、体量空前的中国企业家访美团，既是学习考察，还有代表新兴市场来挑战的意味

　　文 | 本刊特约撰稿  李翔   编辑 | 李岷

　　上篇

　　东岸，鸿沟

　　人民币、中美关系、美国经济的缓慢复苏，所有这些问题就像挥之不去的飞蝇一样，徘徊在每一次有政界学界人士、东岸投资精英与金融精英参与的会面中。让这些已在中国取得成功的企业家们苦恼的是，对于外部世界而言，他们仍然面目模糊

　　我在2011年11月初到美国进行了一次旅行。当然，本来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现如今我们大多数人每年都要进行许多次这样的旅行，拍照、购物和大吃大喝，如果不是因为跟我一起旅行的大都是中国最著名的商人与企业家，而旅行的内容又是同诸如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前财长罗伯特·鲁宾和布鲁斯金学会的主席约翰·桑顿这样的人开早餐会，或者同摩根大通的吉米·戴蒙以及Facebook的CEO马克·扎克伯格这样炙手可热的家伙们聊天。

　　这个旅行团的全称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代表团。现在请允许我引用前驻法大使和前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的话来介绍他们：

　　“它的成员包括了中国过去20年最好的民营企业家。到今天为止，中国民营经济总量已经占到了中国GDP的一半，它们贡献了80%的就业，而只占用了30%的资源”

　　这是吴建民11月8日在美国外交关系学会的早餐会上演讲时说的。在当时，他可能是感觉到了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鲍勃·鲁宾隐约之间的冷淡。这个高大英俊的男人曾经担任过高盛的联席主席，也曾经出任过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在财政部长的任期内，正是他和拉里·萨默斯、艾伦·格林斯潘一起主持了对墨西哥行将破产的经济的援助，因而被《时代》杂志冠以“拯救世界小组”的雅号。在简短的欢迎词中，鲁宾似乎仅仅是在强调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重要性，并且动员来访的企业家们成为外交关系委员会一个新项目的赞助者。总体而言，他显得有些漫不经心。

　　相较于鲁宾的淡漠，吴建民，这位一贯温文尔雅的前外交官突然表现出一种外交辩论时的激烈。在做完重要性的陈述之后，接下来他所提到的问题几乎贯穿了此后每一次在东岸的讨论：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与国际化问题、美国大选中的中美关系问题、中国企业家到美国投资时所受的待遇问题，间或还会涉及到欧债危机以及中国是否应该参加对欧债危机国家的救援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或许并不让人惊讶，鲁宾的建议是：“我希望中国能够找到参与的方式。如果我是中国政府，我会以美国在1995年和1998年墨西哥与亚洲经济危机时那样，找到合适的援助方式去帮助欧洲。”

　　人民币、中美关系、美国经济的缓慢复苏，所有这些问题就像挥之不去的飞蝇一样，徘徊在每一次有政界学界人士、东岸投资精英与金融精英参与的会面中。每一次的会面美国精英们都重复着自己的担心。他们担心美国经济复苏速度的缓慢，担心没有就业增长的经济复苏，担心中国的人民币币值让中国持续保持低价的竞争力而让就业机会持续转移，担心美国大选中的两党分歧。中国的精英们有些抱有一种隔岸观火的洞察心态，有些则忧心忡忡地担忧这种美国的焦虑会影响到隔岸的中国。各自的思维习惯让两个国家的对话者用各自以为公正的态度在谈论对方或许不能接受的观点。

　　中国驻联合国全权大使李保东可以作为一个中国观察者的典范，而且我相信他的很多观点代表了很多中国人。“大选期间，政治家们将很多问题都推向了中国。这让我们必须向世界去说明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他举出一个更容易让到他的官邸拜访的企业家们理解的例子，“就好像一个公司经营得不好，不能归罪于另外一家公司一样，美国的经济增长缓慢，也不能归罪于其它国家。主要是美国自己的经营出了问题。”

　　他不断在问的问题是，中国得到的制造业，“是我们自己争取过来的，还是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卸包袱？”在这位外交官看来，那是因为“西方要发展‘新经济’，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现在凡是出现危机的国家，当时都有这种想法。美国经济现在在缓慢地复苏，但是就业状况却没有改善，原因正是制造业越来越少了。没有了制造业，就像人没有了脊梁一样。虽然你的血液比如金融业什么的都在，但仍然是不健康的。”

　　柳传志在国内时，绝少谈论自己对与商业无关的议题的看法。而在美国，作为这个有35个企业家团员的代表团的团长，他却必须不断地传递自己对世界的看法。

　　柳传志谈到，当他出差到联想在欧洲各国的分公司时，都会约一些当地的年长雇员聊天，向他们询问所在国家的经济情况和他们对政府经济政策的看法。他的感觉是，欧洲国家“并没有做好迎接经济变化的系统性准备”。正像大多数观察家共同认为的那样，他看到中国经济和印度经济的发展已经在极大地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以及全球的产业分工，但是，“我没觉得它们(那些欧洲国家)对此有系统性的想法。”

　　尽管在国内同中欧工商学院教授座谈时发表的观点在微博(http://weibo.com)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是柳传志并不打算修正自己的观点，即欧洲国家的过度福利是一个大问题—他还为此愤愤不平，认为自己说的本没有错，却不仅没有得到公众的认可与思考，连商学院的教授也与之辩论。他有些匪夷所思：“希腊还要通过公投来全民赖账，这还了得？”

　　虽然柳传志认为，在应对世界迅速变化时，美国政府要比很多欧洲国家的政府更有“系统性思维”，但是他认为美国经济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劳动力成本过高。而这会给美国政治家们想要迫切解决的就业问题带来难度。他反复讲的一个故事是联想集团并购IBM PC部门之后的例子。他说，如果联想不收购IBM的PC部门，这个部门在美国的3000多名员工可能就“散了”。收购之后，联想做了一部分裁员，但是柳传志说，“说实话，我们如果进一步裁员，还可以再压低成本。”“这些雇员中一个普通白领的工资是其在中国的同事的6倍；蓝领工人的工资差距要更高。联想集团在并购之后，本来可以继续裁员以压缩成本。但是联想集团没有这样做，因为公司可以找到其它节约成本的方式。而且因为联想集团业绩的高涨，公司还给这些雇员都涨了工资。”

　　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柳传志补充道：“但是我们不能保证中国其它公司也这么做。因此，你们的人力成本是一个大问题。你们必须考虑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如果美国精英们在解决自己高昂的人力雇佣成本方面无所作为，仍然希望通过对中国和其它低劳动力成本国家的限制，把就业保留在美国，那么，“这就好像两个赛跑选手在各自的跑道上向前冲刺。大家都应该做的是努力跑得更快一些。但是，如果一名选手自己停了下来，还想办法阻挠另一名选手向前冲，那这就是我所不能接受的。”他所指的阻挠，是指无处不在的人民币汇率议题。

　　正像柳传志不断用联想集团自身的例子来说明美国的劳动力成本过高一样，前外交官吴建民强调的是应该关注“正确的议题”。在吴建民看来，眼下我们反复争论的话题如人民币汇率等，全都是错失了方向的不正确的议题。何谓正确的议题，“美国现在需要的是就业，而只有投资才能创造就业机会；中国巨大的外汇储备则需要合理的投资渠道，而不仅仅是购买美国国债。因此，美国需要投资，而中国持有的资金也需要合理投向。”“我们这些企业家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到美国投资”，但是美国却没有做好准备来欢迎这些投资。

　　在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布鲁斯金学会，在同美国新任商务部长布莱森会面时，吴建民不断重复着自己的这个论断。这个论断基本总是能得到中国在纽约、华盛顿的外交官的认可，甚至包括鲍勃·鲁宾、约翰·桑顿和鲍威尔在内的美国精英人士也认为这个论点有其合理性。他们甚至能够给出合理的与可操作的建议，比如建议有意愿的中国公司可以先寻求州一级的政府的支持，因为州一级的政府会更加需要投资来解决当地的就业，而不必纠缠于华盛顿的政策；再比如，建议中国公司可以参与美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是，政治就是政治。而机敏的人如鲁宾和商务部长布莱森，还会当场提出，这种对于外来投资的优惠待遇，必然是双向的；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提到中国政府在对待外商投资方面的微妙的态度变化。

　　当爱国者的董事长冯军再次用他的中国员工签证问题来向副国务卿霍马茨提问时，霍马茨非常亲切地回应道，一方面包括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在内的美国政治家已经在积极地寻求签证的解决方案，骆家辉甚至已经发表了公开言论，会将中国公民获得赴美签证的难易问题作为衡量大使任期的一个指标；另一方面，他很轻易地重新将球踢到了这些中国知名商界人士的脚下：由于外交对等协议，因为中国政府对美国在华人士的最长签证是一年时间，因此美方也必须如此。

　　一位团员对鲁宾言及，他认为美国媒体在中美关系目前的紧张气氛中扮演着不好作用，“媒体没有去关注那些好的和正面的信息，比如联想集团在美国创造了3000个左右的就业机会，却总是盯着人民币汇率、贸易摩擦以及其它对中国不利的新闻。”尖刻的鲁宾果不其然抓住这个机会就开始反击：“对不起，在我几十年的商业和政治生涯中，我还从来不知道该如何让媒体多去报道那些正面消息。如果你有办法，我倒真的是需要向你们学习。”

　　他们或许还没有习惯于突然面对真正挑剔与刻薄的“无冕之王”。在纽约与华盛顿，柳传志三次提到了黄怒波在冰岛购地所引发的风波，“这本来就是一个简单的商业行为，却在最初被媒体报道成为一个政治事件，结果引发了轩然大波。”

　　后来在我们单独交谈时，柳传志回忆起1997年他第一次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的情况，“那真是一副老帝国主义者的嘴脸。”《纽约时报》的记者进到柳传志的办公室，将两条腿翘在桌子上，对中国最著名也最有威信的企业家进行访问。这让后者颇为恼火，“于是我也把腿翘了起来。”回忆完往事，智者表达了自己的困惑：“美国媒体的负责人本身，都不是对中国很有好感。说实话，我觉得主要还是不了解媒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非常喜欢往不好的一面说。”

　　风波的主角黄怒波反倒是特别镇定。他在布鲁斯金学会的演讲中并没有提到自己所遭遇的风波，而仅仅是在歌颂完企业家精神，并表达过对中国与美国经济前景的乐观看法之后，轻描淡写地说：“我们合作愿望很强，但是世界对中国企业与企业家有误读。”因此，“我们需要双方有更深层次的互相认识。国际化也是平等的国际化，西方国家也应该以国际化的心态来看待中国公司。”冰岛购地媒体风暴的始作俑者英国《金融时报》还请他去参加一个报纸活动，为此他还推迟了自己的赴美行程。尽管这最终可能搞砸了一笔交易，但黄怒波却已经把这家媒体视作误解消除之后的朋友。

　　让这些已经在中国大陆举足轻重的企业家们苦恼的是，对于外部世界而言，他们仍然面目模糊，“对于大家而言，我是谁已经很清楚，但是我们是谁却并不清楚。”包括柳传志在内的中国企业家们在内心仍然明白，当他们出现在西方世界中时，如果没有事先的沟通与准备，对方往往很难分辨清楚他们和中国的国有企业有何区别。他们知道当西方人想起中国公司时，首先想到的仍然是凭借着政府资源与政策的支持而显得所向披靡的大型国有公司。中国商业力量的典型面孔可能仍然是中投的楼继伟—中投公司在金融危机中显得格外活跃，而不是联想的柳传志。这让他们仍然会被视为来自红色中国的公司，背后站立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而非像西方公司那样是由一个有自己个性的人所创，完全凭借企业家精神与市场规则胜出。而且，中国和美国之间起伏的外交关系有时也会让他们的商业行为变成筹码。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正是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果汁被商务部拒绝批准之案。

　　因此，在同新任的商务部长、同样是商界出身的约翰·布莱森会面时，柳传志对布莱森说，希望美国政府在对待中国公司时，能够只看单个公司的情况，即这个公司是否足够优秀，是否符合在美国收购或投资的要求，而不要考虑当时整体的中国形象在美国的情况。张维迎此前曾说过，对于这些民营企业家们而言，当他们在向外走到海外并购和投资时，还有一个障碍可能是中国的国家形象。这种情况已经真实的被感知到了。

　　当他们启程前往美国时，他们从要客通道走向国航的飞机，无需像大多数人那样排队走过哪怕是头等舱的安检通道。他们用以年计算的不等时间赢得了在中国大陆的财富、尊重与认可。尽管作为单独的个体，他们可能同美国与欧洲有无数的关联，他们有子女在海外读最好的大学，他们在某个繁华和环境优美的城市拥有房产，他们的护照可以让他们轻松入境……但是当他们试图在外部世界扩展自己的雄心时，却发现外部世界对他们的认知模糊而警惕。因此，当他们以企业家的身份在面对一个对他们全然陌生的世界时，他们也开始发现，从现在开始必须关心世界，让世界了解自己了。

　　下篇

　　硅谷，差距

　　对中国企业家而言，硅谷是简单，是傲慢，是热情，也是惊奇。它交织着或许从未有过的冷遇、从未感受过的热情与简单，以及他们从未对某个具体人物表现出过的好奇

　　硅谷最热门的三家公司，一为谷歌，一为Facebook，一为苹果。三家之中我们拜访了两家。在这个代表团访问美国之前的长达大半年的准备期内，在其日程上赫然列着一项苹果公司CEO乔布斯主题午餐会的日程。随后，这项日程先是被更改为同苹果公司前CEO乔布斯主题午餐会，后来当乔布斯逝去的消息传来时，它也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最终的日程中。

　　这只是失望的开始。11月15日早上对谷歌“校园”的访问也被证明是一个巨大的失落。尽管在之前所有人的预期是，这家搜索引擎巨头的创始人和现任CEO拉里·佩奇将会露面，甚至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和前任CEO艾瑞克·施密特也会发表一个讲话。但是最终扮演接待角色的只有谷歌一位公关部男士和一名谷歌地图项目的工作人员。

　　对于谷歌而言这已经是一项例外和特殊招待，因为他们从未接待过超过15人的访问。但对于这些专程到访且一路受到最高接待(据说，摩根大通的CEO吉米·戴蒙为了来见这些客户和潜在的客户们，甚至调整了自己早在半年前就定下的日程)的商业精英们而言，他们却深觉自己被怠慢。

　　他们感情复杂地参观完谷歌大楼，然后在摆满雕塑的园区中匆匆走了一圈，就结束了这次公司拜访。

　　汪潮涌拿过车载的麦克风，解释说Google其实一直对中国很冷淡。他回忆说，当2004年他的PE公司信中利和谷歌一起合作收购部分百度股份时，谷歌的创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曾经到北京去拜访百度。在一次约定的会面中，百度的创始人李彦宏带领着公司的所有高管在公司等候鼎鼎大名的谷歌神奇小子的到来，而据称布林则在清华东门外的广场玩上了滑板，以至于足足迟到了一个小时。这个著名的误会在后来也被媒体描述过。最终布林等人到达百度时，正赶上中国的国庆节，空荡荡的办公室让谷歌的创始人认为这是这家中国公司在故意隐瞒自己的工程师团队。而布林则用在清华东门玩滑板时的同样的漫不经心，问李彦宏，百度的标志是否是小狗的爪子。李彦宏不悦地回答说，它是熊爪。

　　惊喜则来自于马克·扎克伯格。或许直到11月16日出发去Facebook访问之前，这位硅谷最让人好奇的CEO仍然没有决定，自己是否会在公司同这些从遥远的中国到访的企业大亨们会面。为了安排这次旅行，宽带资本的田溯宁曾经请他们共同的朋友邓文迪给马克·扎克伯格写过邮件。而很显然，这些人中跟马克最为熟悉的是新浪网的CEO曹国伟。

　　在Facebook南加州大街1601号的办公室，人们才表现得像个真正的旅行团。每个人都要在它入口处有Facebook标识的公司前台留影。它办公室的每一张招贴画和每一句话都能引起注意。大家吃惊地看着他们那著名的文化：如果你不害怕，你会做什么；快速行动打破局面；让失败来得更猛烈一些。我们还注意到他们推崇的平等和开放文化：即便是扎克伯格本人也是和所有的工程师们坐在一起，会议室的墙壁是三面玻璃，让它看上去不像是搞密谋的地方。这个新生巨人的办公室自然没有Google的办公室那样大面积和“气派”，但却散发着同样的气质：简洁、轻松，就像大学。

　　当扎克伯格出现时，那情境就像是一个明星受到理智的粉丝的欢迎。这些欢迎者的年龄普遍长于他，其中有些人正是他父辈的年纪。但是，这没有妨碍他们像孩子那样迸发出对这位硅谷金童最幼稚也最基本的好奇心：你为什么要学中文；电影《社交网络》中的你和真实的你有何一致又有何不同；你去过中国几次；你的公司打算进入中国市场吗

　　扎克伯格，他像所有传说中的场景那样，穿着一件无领短袖体恤衫，淡黄色的短发紧贴额头，笑起来像个孩童，而他也用孩童般的方式来对待这次会面。他主动要求讲中文。对他而言，他只是将自己每周的例行中文课改到今天而已。在讲这门陌生的语言时，他语速缓慢，而且展示了超于常人的好脾气。有时候他只是在笑，让你不明白他有没有听懂你的问题。他的那些显赫的粉丝们则纷纷举起相机、iPhone或者手上有的任何具备拍照、录像功能的设备对准这位金童狂轰滥炸。

　　东岸的精英们在谈论欧洲债务危机、人民币汇率、高居不下的失业率、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和两党之间历史性的分歧、以及缓慢的经济复苏；而在硅谷，人们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情：创新。纽约和华盛顿弥漫着阵阵悲观的气息，在帕洛阿尔托感受到的却是热情的金钱的气息。在这里才能看到美国那架庞大的创新机器，不但没有受到灰暗的经济形势和政治辩论的影响，而且仍然在日夜不停地轰鸣作响。当你遇到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时，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

　　在硅谷的四季酒店，宽带资本的田溯宁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访问美国的企业家们张罗了一场观摩硅谷运行之道的小活动。他邀请了一名刚刚以2亿美元价格出售掉自己创办的公司cloud的华人创业者Liang Sheng、一名早期创业投资人Robet Nelsen、提出了摩尔定律的加州理工大学教授Carver Mead，以及已经成为风险投资界传奇人物的维诺德·科斯拉。而坐在台下聆听的，则基本上都是中国商业世界的代表人物。他们包括TCL的李东生、建业地产的胡葆森、龙湖地产的吴亚军、新东方的俞敏洪等。

　　维诺德·科斯拉当年从印度到美国留学，在读完斯坦福大学的MBA之后，同斯坦福大学的另一名研究生安迪·贝赫托西姆一起创建了太阳微系统公司。后来加入了硅谷最著名的风险投资机构之一KPCB担任合伙人，继而又离开KPCB，创建了自己的投资机构科斯拉资本。

　　和其他嘉宾不同，维诺德·科斯拉拒绝向这些人发表一场演讲，于是，就有了田溯宁向他的提问。

　　此时的维诺德·科斯拉已经56岁，留着一头不加掩饰的白色短发，但是仍然保有着让人羡慕的瘦高身材，休闲西服内是一件高领长袖体恤衫。他说起话来还有着震动全场的大嗓门，像一个随时会冲到你面前去争抢机会的小伙子。

　　在向维诺德·科斯拉发问之后的第二天，离开了经营多年的媒体开始创业的刘东华对田溯宁说，他从田溯宁的问题中听出了田自己的彷徨：“你问那个印度人，他很早就已经功成名就，为什么还要持续不断地辛苦工作，去寻找并投资新创公司，这其实是你在问自己的问题。”

　　人们总是观察自己的同类者，加以对比，并且提出问题，反问，为何我会这样，或者为何我不能如此。对田溯宁如此，对中国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中欧工商学院的教授许小年而言，也是如此。戈登·摩尔的密友，总结出摩尔定律的Carver Mead教授就激发出了他的感慨。

　　Carver Mead称自己“一辈子都是个教育家。我的工作就是带领年轻人学习，让他们有开阔的心胸与眼界，并且理解什么是创新。”他在演讲中将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聪明人们坐下来，找到更好的方法去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满足已经存在的需求。“全世界都专注于这种创新”。另一种创新则是去解决那些人们还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去找出那些“人们不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在Carver Mead教授看来，“90%的现代经济都是通过第二种类型的创新才创造出来的”，“我们都是这种创新的获利者。”

　　他忧心忡忡—他可能没有想到自己的这种忧心忡忡激发了一位中国教授更多的忧心忡忡—地说，现在的教育体系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作为教育者我们喜欢施教，而不是跟年轻人们分享学习和创造的过程。”而施教理念的最大问题正是，它可能在传授已有的固定的知识方面不无道理，但是却只会让年轻人看到今天已有的知识，而错失“通往未来的不可知的机会”。它会让年轻人失去走出已有事物框架和已知经验的疆域的视野与勇气。

　　许小年向Carver Mead提问说，如何才能说服和鼓励他在商学院的学生们更愿意去进行第二种创新，除了讲述成功者的经验之外，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Carver Mead回答说，第二种创新的回报是写入史册。让人悲哀的正是，它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但是对创新者却不那么重要。因此，我们能做的是，“不要建立这一个体系，在他们还没有获得回报前就摧毁他们。”

　　后来，在只有这个代表团的成员们在场的场合，许小年感慨说，这些美国教授说的话，他并非不知道，也不是说出不来。但是，因为他在中国找不到案例，所以他总是觉得缺乏底气。“美国保护创新的制度和文化还在。所以它仍然是最创新的国家。”他说。同时，他简短地回忆了自己的学术历程，谈到自己如何从一名格林斯潘的支持者，变成一名创新的支持者和一个彻底的反凯恩斯主义者。

　　在私下的场合，面对这群中国的成功商人，许小年表现出了自己作为教授的直言不讳：“你们的成功只是邓小平的政策和13亿市场的成功。你们和硅谷的公司相差太远……”

　　而在看到这些硅谷人士的简单时，这些成功的企业家们也都表露出过自己真实的想法。他们抱怨自己所要面临的复杂情况。他们必须像个长袖善舞者那样照顾到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去满足所有那些有力量给你的生意和公司带来麻烦的群体。他们之中，有人开玩笑将自己的首席执行官职责戏谑为首席吃饭官。当扎克伯格问这些来访的中国商业精英在中国做公司和在美国做公司的区别时，所有人都告诉他：“那里更复杂”在中国，扎克伯格不可能专注于自己的产品研发，乔布斯也不可能扮演那个桀骜不驯的天才形象。因为，在中国你不可能如此简单。

　　可能没有人比曾经在硅谷工作过八年，如今又在运营着介于Facebook和Twitter间的产品新浪微博的曹国伟感受更深。就在来美国之前不久，他还必须和另外的一些中国互联网巨头如马云、马化腾等一起去参加一个中国政府组织的会议。

　　正是这架创新机器(它由容忍失败的文化、奖励创新的制度、大学与公司之间的互动、充沛风险投资等等一系列构成)让许小年如此考虑中国和美国经济的前景，让他不无悲观地看待自己的国家：“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中美两国都在形势的判断和估计上有偏差，都低估了美国经济的潜力，都高估了中国的潜力。这种判断下两国关系就会紧张。我认为中国仍然应该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韬光养晦。我们没有强大到那种地步……我们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怎么可能让我们的创业者和风险投资人做到从鲍鱼身上想到芯片(硅谷的一位风险投资者展示的项目案例)。我们现在所做的仍然只能是传统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