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列车

　　陈晞

　　踏上印度之旅的西方年轻人，某种意义上是在找寻父辈已经逝去的美好记忆，即便现实中的印度存在着那么多不和谐与不美好

　　[ 在印度乘火车旅行，除了不时发生电光火石的动作片，其余时间则让人仿佛陷入台湾导演蔡明亮片中的长镜头 ]

　　眼前的这位印度妈妈有那么点与众不同，圆滚滚的面庞上，一双浓墨重彩的南亚大眼果敢而坚定。当火车上卖茶水的小贩打算以没零钱为由，多收我一个卢比（一角多人民币）时，印度妈妈板起脸，让小贩找到零钱后如数奉还。我说钱不多，算了。她甩过来一句地道英语： “不能惯他们这坏毛病。”她是英语系研究生毕业，印度某县县长的女儿，如果用中国的行政区量化，其父管着相当于中国三个县大的地方和人口。此次县长女儿带着一岁大的儿子外出，两名仆从如影随形。

　　得知其身份，立刻觉得这狭小昏暗的火车卧铺车厢蓬荜生辉。既然印度“官二代”都能对床板上打架的蟑螂视而不见、能对已经晚点的15个小时安之若素，我这个中国平头百姓自然不能表现得太娇气了，同时心中大为平衡，并深感庆幸——买到了火车头等舱。

　　同是文明古国、人口大国，对于喜马拉雅山脉另一侧的印度，中国人所知并不多。远的，知道唐玄奘曾西游向天竺取经；近的，以为印度软件业已经赶英超美，还知道宝莱坞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拿了奥斯卡奖。如果不是这次在印度的火车旅行，几天前还在焦特布尔的皇宫酒店享清福的我，根本接触不到那个真实的印度。

　　动作文艺片

　　这趟从首都德里前往恒河边最大城市瓦拉纳西的“特快”（起码票上是这么写的）列车，就那么静静地候在广阔的南亚次大陆平原上，已经三个小时，一动不动。

　　车上断水断粮，我窝在铺位上，减缓呼吸，保存体力。没有列车员来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大概什么时候抵达。

　　突然，同车厢的韩国花甲背包客大爷一个箭步跃入车厢，眉飞色舞，手中似乎拿了些饼干，秘不示人，急忙返回铺位和老伴儿分享。饥不择食的旅客终于发现距火车百米远的地方，竟然开着一家小卖部。

　　我揣上钱，不慌不忙晃到小卖部跟前，印度兄弟涌在那里，手里举着钞票，呼号着所要的商品。早已在德里车站领教过此情此景的我，舒活了一下筋骨，准备杀将进去，因为这是买到东西的唯一方式。毫无预兆地，我眼前的列位一个都不见了，他们丢下东西，开始向火车奔跑。开车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还打开随身包，掏出相机，调到摄像模式，准备记录下这众人齐奔，尘土漫天的场面。事实证明这一举动险些酿成惨剧，只见火车开始提速，然后只有一句北京话能形容我的反应：撒丫子追啊！就在我飞身上车，手拉车门抓手，身体仍悬在车外之际，又有三个印度兄弟“噌、噌、噌”从我身后飞身上来，猿臂轻舒，直奔抓手。仍然开启的相机忠实记录下这狼狈的一切。未及在车厢内站稳，火车绝尘而去。

　　在印度乘火车旅行，除了不时发生如上电光火石的动作片，其余时间则让人仿佛陷入台湾导演蔡明亮片中的长镜头，“等待”成为该部文艺片的核心母题。在站台上等待，没有人说得清火车什么时候会来；当你终于上车，没有人说得清什么时候会走；开车后，旅程中无边无涯的停车让你怀疑永远走不到终点。

　　我的两次夜火车之旅，每次都晚点15个小时以上，印度车站给出的官方理由是“近日大雾”。不过我还听说，同车的一对中国夫妇前来度蜜月，住进五星级宾馆却没有网络，宾馆给出的理由和火车站如出一辙。

　　等待中，各国背包客会聚在一起，这样，即便每个人只能听懂那含混不清的印度英语广播的一部分，拼凑起来，总能知道火车刚刚被推迟到几点，抑或被一时兴起的司机，从预告的8站台停到10站台。

　　一位来自香港的背包客终于在瓦拉纳西火车站的游客中心崩溃了。他大骂管理员，混杂着粤语和英语。我听不真切，似乎是说为什么买了车票却上不了车。他一身“北脸”牌冲锋衣裤、足蹬高帮登山鞋、崭新的防水罩裹住背包，却深陷在不时停电、突然会变得漆黑异常的印度火车站。我理解他，我去过香港，而且印度之行前曾前往日本，在这些设计得精巧细密的地方，列车与列车间隔通常以分钟计，出发和到达时间的误差以秒计。但我又不能理解他，这身昂贵的行头说明他并不属于这里。

　　西方人的印度情结

　　即便印度的火车服务对游客如此不友好，车厢里却能邂逅天南海北的背包客，而且以发达国家的年轻人居多。

　　洗褪了色的T恤、牛仔裤和一双人字拖，成为这些青年的制式装备。他们往往不会抱怨列车的严重晚点，或是卫生状况十分可疑的列车餐点。他们旅行的时间往往很长，动辄以月为单位，不少人会横穿整个印度大陆。

　　除了从父辈那里继承的对昔日殖民地的美好幻想，二战后，无论是“垮掉的一代”，还是嬉皮士文化，都曾从印度的宗教和文化中汲取过不少养料。圣雄甘地领导印度走向独立人尽皆知，但实际上，具有反物质主义哲学意味的甘地主义同样深远。甘地曾在一封给尼赫鲁的信中写道：“（人们应该生活在乡村，居住在棚屋）生活在城镇和宫殿里的人们无法和睦相处，他们的生活将暗无天日，只有暴力和谎言。”

　　甘地这种对现代主义深深的蔑视，曾有力地还击了殖民者对印度的侮辱，鼓舞了民众的自尊，为印度独立时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但同时，这种想法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极大打击了印度对物质生产的热情。虽然印度的新兴一代已经过上西方国家水准的物质生活，但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对我这样的旅行者而言，尤其是铁路公路建设之薄弱，甘地主义的力量绝对可窥一斑。

　　这种反物质主义、反现代主义的思想，无意中契合了战后西方国家青年所面临的困境：技术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生活内容却日益贫乏，无所事事。在美国，越战的爆发更成为引发反主流文化的导火索。一些自称嬉皮的年轻人欣赏“无为而治”，认为只有简朴社会、简单生活，才能保证公民个人的尊严和自由。因此，他们从生活做起，反抗主流的、精英的、技术的、物质的社会。远东充满神秘主义、提倡清修与释放灵性的宗教行为，成为嬉皮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物质的甘地主义更是对了嬉皮的路数。

　　今天的西方人仍喜欢用“纯真、激动、伟大”来形容反主流文化盛行的上世纪60年代，正如今日中国人集体追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简单和美好。这些踏上印度之旅的西方年轻人，某种意义上，是在找寻父辈已经逝去的美好记忆，即便现实中的印度存在着那么多不和谐与不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