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60年前，美国国务院官员乔治·凯南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其经典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文章对苏联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经济效率和对外政策进行了详尽分析，最后给出了建议，美苏之间不必通过一场全面的军事冲突来解决，对苏的“遏制”政策即可以确保美国的全球霸权。

　　凯南写作时正值二战刚刚结束，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凯南乃至美国整个决策层，关心的是谁会成为美国霸主地位的挑战者以及如何应对挑战。60年后的今天，中国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以及所面临的问题和当年的美国不同，中美两国之间关系的性质也迥异于彼时的美苏关系。然而至少在一点上我们和凯南处境有类似之处，那就是必须聚焦中国在当今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的国际主要博弈者，探究其行为根源，并以此作为在全球大棋局中进行博弈的战略依据。而在现今世界，美国无疑是头等重要的国家。

　　同凯南探讨苏联行为时所持的理念一样，我们认为美国这样的国家之行为是有规律可循的。我们发现，就整体而言，美国是一个宗教信仰强烈且宗教信众遍布的国家。这一方面表明了美国拥有一套以基督教教义为准绳的价值取向和判定标准，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它有一种将自身价值观念普世化的理想主义冲动。

　　与此同时，美国又是一个极为注重实效的国家，它的行为或政策与制度选择无不围绕着形形色色的现实利益而展开，奉产权保护及利益最大化为圭臬。无论是价值诉求还是现实利益，其承载者都是具体的、受到不同激励而组织起来的个人，尤其是那些身处上流社会、占据关键决策岗位、掌握全国资源与财富的精英们。在社会内部，美国不同阶级或集团之间无疑存在着利益差异甚至冲突。在国家层面上，以党派政治表现出来的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又总是会通过价值诉求和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协调展示出来。

　　概言之，“宗教热情－商业理念－集团政治”，三位一体，构成了美国行为的三大支柱，并成为理解美国行为根源的三个基本维度。

　　本专栏，我们将从以上三个基本维度，和读者共同拆解“美国行为的根源”，更全方位地认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