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称康菲10亿赔偿存两大疑问

　　

　　2011年6月爆发的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终于在渔业索赔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

　　1月25日，美国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农业部、中海油总公司同时发布，康菲将出资10亿元，用于解决河北省、辽宁省部分区县养殖生物和渤海天然渔业资源损害赔偿和补偿问题。

　　“根据协议，下一步，康菲公司和中国海油将按照协议落实渔业损害赔偿和补偿资金以及环保基金。有关资金到位后，河北、辽宁省人民政府将组织做好资金发放落实工作。”

　　但这10亿元是怎么算出来的？又将怎么用，用到谁身上？还没有答案。

　　“这个现在出现的协议，有疑问之处。”海商法专家、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院长单红军教授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

　　康菲到底打算怎么赔

　　去年6月4日以来，位于渤海中南部海域的蓬莱19-3油田连续发生溢油事故，拖延数月不止，震惊全国。截至去年年底，溢油给渤海海洋生态和渔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为此，温家宝总理还专门主持召开了国务院会议。

　　事故发生3个月后，康菲中国公司终于透露，将设立两项基金。

　　2011年9月6日，康菲宣布将设立一项关于蓬莱19-3油田事件的基金。9月18日，康菲又宣布要为专门处理渤海湾的环境问题设立第二项基金。“第一项基金是赔偿基金，第二项基金是环境基金。”

　　直到12月21日，康菲才第一次公布两项基金的信息，只有寥寥数行。

　　关于“渤海湾赔偿基金”，“目的是向受2011年6月渤海湾蓬莱19-3油田事故影响的公共和个人索赔者提供公平、迅速和简便的赔偿。该基金将由独立机构进行管理，受理所有合理的索赔要求。索赔者可以自由选择通过磋商、向赔偿基金提出索赔申请或寻求其他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我们将公布基金管理委员会成员名单，他们是由中立、独立和广受尊重的个人组成并负责受理和审核索赔申请。该基金将由独立的第三方进行定期审计，以确保赔偿金发放到索赔者手中。”

　　关于环境基金，康菲在发布的信息中说：“基金将重点支持湿地保护、水质改善、渔业资源维护、海洋生态系统及风险管理等”。“我们正在着手建立一个由第三方学术专家和环保机构组成的委员会。我们将于2012年第一季度公布该委员会成员名单，他们将为未来项目的筛选和监督提供咨询、建议和指导。我们将对基金进行透明管理，定期对外公布进展，并听取当地社区和环境组织的建议。”

　　而基金设立的具体金额等，却一直并未披露。

　　康菲公司称，渤海湾赔偿基金网站(www.bohaibaycompensationfund.com)提供有关基金和赔偿申请程序相关的信息，但目前该网站仍是一片空白，显示“建设中”。

　　直到近日，两项基金的事情终于稍有眉目。

　　“经过行政调解，康菲公司出资10亿元人民币，用于解决河北省、辽宁省部分区县养殖生物和渤海天然渔业资源损害赔偿和补偿问题；康菲公司和中国海油从其所承诺启动的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护基金中，分别列支1亿元和2.5亿元人民币，用于天然渔业资源修复和养护、渔业资源环境调查监测评估和科研等方面工作。”

　　康菲公司官网称：“与农业部、中国海油签订的协议，就达到了康菲石油2011年9月宣布的赔偿基金的目的。”

　　10亿元协议两大疑问

　　单红军认为，从目前的信息来看，上述协议至少有两方面存在较大疑问。

　　“一个正常的赔偿形式应当是有各种相对人的，比如清污方面的赔偿，相对人应当是海洋局；渔业产业的损失赔偿，相对人是养殖户个体；渤海整个渔业环境的损失赔偿，相对人是农业部。给渔民赔偿多少，怎么是和农业部签订的？”

　　因此，单红军指出，康菲和农业部、中海油达成的协议，并不能直接代表受损的渔民个体。只要没有领到基金的赔偿，受害的渔民就依然有权起诉造成污染的企业。

　　去年年底，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栾树海等29名海产品养殖户联合起来，把康菲石油中国和中海油总公司告上了法庭。他们认为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造成其养殖海产品的死亡，要求被告赔偿养殖海产品损失23457.46万元、鉴定费用703.72万元，并承担案件的诉讼费用。2012年1月10日，相关公司已经收到了天津海事法院发来的《应诉通知书》。

　　“第二个存疑的地方是，这10亿元的数字的计算过程和计算标准都是不透明的。”单教授说。

　　“如何赔偿，按法律必须要经过测算，而不是依据国际惯例。海洋环境的损害乍看难以计算出数字，其实不然。比如美国计算墨西哥湾漏油赔偿造成多少损失，就是政府和企业人工治理，恢复到原来海洋环境所需要花费的金额。”

　　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在美国墨西哥湾的漏油事故发生后，就成立了200亿美元赔偿基金，当地受害者直接通过赔偿基金索赔，部分受害者已经比较快地得到了赔偿。

　　究竟这10亿元数字是怎么来的？是否存在核算过程？

　　中国青年报记者今日致电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电话均为答录机，无人接听。记者留下了问题和联系方式，截至发稿时，没有得到回复。本报记者 庄庆鸿

　　（责任编辑：王慧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