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心善堂：两本账，一个都不能少

　　

　　“对于一些老人，平均每天省下几毛的买菜钱，就可以实现小病免费就诊、子女免费家教和就业培训。”汕头市存心慈善会会长蔡木通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整个善堂300多万的会费，以及开办民办非企业‘存心陵园’为会员服务收取的100多万服务费，支撑了善堂日常办公费用及社工劳务补贴费用，实现了慈善组织的‘自我造血’。”

　　记者眼前的这座洋楼，便是1899年经清政府批准成立的“汕头存心善堂”旧址。正月初一，在粤东岭南的汕头老市区，沿街店铺歇业过年，唯独这座存心善堂大门开张，迎接香客。施主们投进“功德箱”的钱财，悉数进了旁边三层老洋楼的账簿。

　　悠长的历史里，存心善堂像一座银行，但与银行的存取款业务不同，善堂是一座“善心的银行”。这座银行有两本账，一本是会员式保险的“民间互助账”，存的是每年人均百元会费，取的是小病免费就诊、子女免费家教；另一本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账户”，存的是山野垃圾清理、残障就业培训、孤寡老少养护等善心善举，取的是“积阴德、增福寿”的信仰。

　　根据现行法律法规，民间慈善组织不允许独立设立“公募基金”，存心善堂的经费因此更多来自于会员每人年均100元的会费。“会员、施主们做慈善，不怕亏，就怕骗。”蔡木通说道。善堂财务收支情况须逐年经政府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核，月度受捐与救助扶贫实务明细表在《存心公报》刊登，年度财务审核资料还要在《汕头日报》刊登。

　　坦荡之道，师承先人。在存心善堂二楼的红木桌柜里，存放着一本《一九四五年度八至十二月份堂务年册》。仅仅述及五个月的善款用途就用了两百多页，列了全部理事、职员、社员名录，刊登了记载捐赠者姓名和钱数的《征信录》、每月收支用途和状况的《工作报告》，甚至为此手绘了饼状图、折线图、柱状图。

　　除了“民间互助账户”，还有一个“心理账户”，那就是潮汕文化中“积阴德，增福寿”的乡土信仰。

　　令汕头市存心义工协会秘书长蔡恢渝感慨的是，在本市1000多名义工里，有一批家长带来的高中生。“他们在家里可能还要父母给叠被子、叠衣服，来到这里就能帮老人拖地、抹桌。很多孩子家境优越，让他们在善堂栽培感恩之心，是一堂最好的‘社会课’。”蔡恢渝说。

　　藏在会员式保险和民间信仰背后的，还有一笔更大的社保账，即通过民间慈善组织部分代理以优化社保。

　　蔡木通介绍，政府向民间慈善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有过成功实践，慈善组织替政府兴办医院、孤儿院、庇护中心。政府需要做的，只是监督慈善组织专款专用、应保尽保，并且通过“数人头”确定财政拨款数额。

　　但蔡木通同时建议，为了避免一些民间慈善组织通过“裙带关系”，将公共服务当作私人资源，推高公共产品价格，这些代理民政职能的慈善组织，必须充分接受政府、媒体和公众的监督，同时必须拥有植根于民间的宗族土壤或宗教信仰，比如在地方民政部门登记的老人组、爱国宗教团体等。“受到宗族或宗教约束，做事才会有底线。慈善可以社会化，但绝不能公司化、市场化，绝不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

　　送别记者走下老洋楼的木梯时，蔡木通最后指着会长办公桌前那幅圆润无棱的书法，若有所思：“上世纪40年代，香港归侨、当时的存心善堂理事长的张运生给善堂题字。他故意在‘善’字中间少写了两点。他是想告诫我们：任何年代都有穷苦人家，存心善堂慈善资源的供给，永远跟百姓的需求有差距———就因为差那么一两点，慈善之路永远没有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