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吴英难阻民间借贷需求

　　作者: 梁发芾 | 来源: 中国经营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日发布2012年社会蓝皮书，称我国民间借贷交织着规模、价格、结构以及违约等风险，使得该市场潜在危机巨大。

　　蓝皮书或许不是危言耸听。不过民间借贷的巨大风险，恐怕还不仅是这些。春节前，浙江省高等法院维持一审对吴英的死刑判决，并报最高法院核准。而在吴英之前，已有数位民间人士，因为涉足民间借贷，以集资诈骗罪等罪名，或被处死，或被判刑。这就是说，撇开其他风险不说，民间借贷头上还高悬着集资诈骗罪的达摩克利斯利剑。

　　民间借贷，在欧洲的历史上曾经被当成洪水猛兽，尤其在中世纪的欧洲，只要放贷而取息，都被当成是高利贷，都是被禁止的。欧洲中世纪的思想家说，下水道工的技艺会弄脏身体，而高利贷者的技艺会弄脏灵魂。不但基督教会严禁高利贷，而且世俗政权也往往打击高利贷。不过社会经济活动和经济交往对于各种借贷有无可遏制的需求，这种需求通过种种曲折隐蔽的方法规避法律的制裁，最终冲决了教会和政府的禁令。那些最早解除对高利贷禁令的国家，如英国，获得经济发展的先机，而那些顽固禁止高利贷的国家，则在近代的国际竞争大局中落后。

　　与欧洲不同，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打击迫害民间高利贷的传统。从汉代开始，民间借贷就颇为盛行，而政府不过是规定一个最高利息而已。汉代政府规定借贷的年利率不能超过20%，唐朝的法律规定借贷的月息不得超过六分，不管年限多少，利息总额不得超过本钱，并且禁止回利为本。这样的规定，一直延续到清朝。

　　历史的发展充满了吊诡。严禁民间高利贷的欧洲，最终取消了这些限制和禁令，促进了金融事业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而在历史上宽容对待民间借贷的中国，却摇身一变，非常残酷地打击民间金融活动，给民间借贷套上了枷锁。

　　上世纪新政权成立以后，民间金融活动被禁止，金融事业完全被政府一手垄断。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兴起，但是他们很难从国有金融机构得到融资服务；民间存在大量资金，而苦于没有好的投资项目和渠道。一方面是民营企业有巨大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是民间有大量闲置的资金，民间金融服务就这样从夹缝中应运而生了。

　　但是，虽然民间借贷已经成为一股洪流，但是国家的制度和法律却远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民间借贷时刻受到法律严惩的巨大威胁。法学家江平曾经谈到民间借贷的三大问题：“第一，企业跟企业之间借贷不行，因为商业借贷违法。第二，企业向居民来借钱，很可能变成非法存款。我向公民借钱不可能向一个公民借，比如我需要上千万，这需要向几百个公民借钱，这样就导致我成了变相的金融机构，这就违法了。第三，公民跟公民之间能不能借钱？陷阱也很大。如果我有生老病死难题，向你借钱没有问题，但如果变成比较大的规模借款，就变成搞台会了，这是国家禁止的。”江平的结论是，民营企业投资环境和借贷环境难搞清楚，每一个陷阱里都有一个罪。

　　民间借贷被严厉管制，而法律的规定又语焉不详，陷阱丛生。人们无所措手，动辄得罪。法律对非法吸收存款的概念界定不清，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合法的民间借贷界定不清，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定性不准。界定不清，概念模糊，定性不准，一方面使执法者司法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根据形势、政策和长官意志定罪量刑；另一方面使民间借贷活动只能在地下运行。

　　对于民间借贷，一方面是严厉的管制，另一方面确实完全没有监管。严厉的管制使得民间借贷完全在地下运行，而监督的完全缺位，则是地下运行的民间借贷成为脱缰野马，没有人知道这股暗流规模有多大，风险有多大。这正是民间借贷成为洪水猛兽的根源。

　　因此，让民间借贷规范化、合法化、健康化发展，必须废除管制，强化监督，完善法律，让民间借贷在阳光下发展。至于那个可怜的吴英，根本不应该成为整顿民间借贷行为的替罪羊。如果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和制度不变，那么，杀一个吴英，还会有更多的吴英出现，岂能阻止市场对民间借贷的需求？